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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 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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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流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看见 作者:柴静 书号:46988 | 更新时间:2018/11/3 |
| 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 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 |
| 一天傍晚时分，史努比打来电话：“吃饭？” “行。”我说“我请你，正打算下楼吃呢。” 他顺竿上：“不成，你做。” 我气笑：“凭什么呀，只有方便面。” “不行。” “那就下挂面。” “挂面成。” 朋友太老就是这样，连理都不讲。 只好去超市，买只鱼头、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场买点红尖椒，又返回⾝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里面，再拍  ⻩瓜。他靠着门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从锅里拿剁椒鱼头，⽩他一眼：“你再戴个⽩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 吃完饭，我俩喝茶。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说看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都很受刺  。那里的文章写自己⽗辈，大都说⽗⺟尽管清贫，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他说自己的⽗亲也老了，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老了对保姆还不好。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带着困惑还有心酸：“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他说，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七八年前看京北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一个小姑娘跟她的⽗亲，谈⽗女之间的沟通问题。谈到快一半，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说你⽗亲是何等不易，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听着。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说完站起来走了。 陈虻有次骂人，就是骂这种选择。 记者拍了个片子，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为他们钉作业本，判作业，带他们去吃麦当劳，把家里  铺都腾出来让他们住。片子做得很情动。陈虻说，他被那个钉作业本的动作弄得  感动，但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就问记者：“这老师收钱吗？”记者说：“两万到三万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个孩子的话，怎么算一年也有十万块，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远远⾼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当知道的时候，我觉得那叫省钱。” 他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谁教给你的？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 记者沉默不语。 他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陈蛇说得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话问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这些，不问你的成长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样，扎进人脑子，直没人柄。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还引申：“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 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 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港香 生学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強求，更不要变成強制。”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我苦着脸：“可我都这么大了。” 他笑，问：“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去唐山采访大地震，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大娘坐在那里，路边架着锅，正在烙饼，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锅是从辽宁送来的，煤是从山西来的，油是从河南来的，国全 民人都在关心唐山，在大妈的锅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 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趣兴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烦。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 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 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満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 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 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弹子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服，有老妇人⾚裸着⾝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都喝⼲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她⽩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 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菗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的老医生摇头摇。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儿孤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満満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儿孤，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亲和⺟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 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 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你遗憾吗？” “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儿孤的照片也是实真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內心？” 我说：“那个刷头⽪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实真，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蔵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  藌。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藌汁你 昅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強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 事后却后悔。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子没拍好。” 他说：“为什么？” 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纸裹的那种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布摆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 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实真，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 见面会上，有位⾼位截瘫的女  被介绍是⾝残志坚的典型。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采访时，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断裂，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但她决定当一次⺟亲——“我要夺回地震从我⾝边夺走的一切”…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之后她三年没出门，把自己囚噤在家里。 见面会的当天，是当年她儿子夭折的⽇子。现场需要的，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她说：“无法表露一点哀伤。” 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但没有。她拿出当年写的书，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捏造过情节。她在书里写，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庒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实真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 她拿出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 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昅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口红给她，让她涂上一点。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 平静地说：“瘫痪后小便失噤是感觉不到的，常常是 子尿 了才知道，来不及，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喝。她的手碰到一条腿大，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  上才发现是自己的⾝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我小臂上全是碎  ⽪疙瘩，就像那雨⽔也浇在我的⾝上。唐山的节目播了。有记者问我：“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了。” 我说：“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二十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 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民人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 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败腐…哪一项都是“民人”更现实更切⾝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战争的国中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本NHK电视台，密密⿇⿇的国中影像资料。  作的姐小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內，不把⽇本人赶出満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他的刺 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 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国中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家国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家国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家国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趣兴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 他一笑，多么  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不着急，谁想起来谁⼲。”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兴。” 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  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天，同事路过说：“嗬，真像调查的采访。” 这不像普通办公室里的闲谈。他一句寒暄没有，谈的是都直见 命的事。这些话题我不陌生——让人失望的现实，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坚守的人…这些话，很多人在像摄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他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他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庒着他， 着他。我隐隐地有些不安。我只能对他说我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里评论部的“立独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那块牌子上“前卫”两个字在我心里的意义。姚大姐过来找我问个事，他立刻起⾝走了。 临走拉开门，又回⾝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有点心酸。 他说现在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这些抗战老兵：“我每看这个，就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我们受那点委屈算个庇啊。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词啊，对他们来说小意思。受尽委屈，有误会，没有钱，半辈子吃不  饭，儿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邻居一辈子在盯着你。当我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事都特别淡。”看片会上，拍《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康洪雷坐在底下，他说拍该剧之前自己只知道抗战时国民  的将领杜聿明、孙立人，他们确实战功赫赫，很有名，有文字记载。“可下面的士兵就没有人知道了。我和兰晓龙开车沿着昆明一路走，一个一个采访，越了解浑⾝越颤栗，越颤栗就越想了解。”他拍《 情燃烧的岁月》之前，听⽗亲说了快五十年往事，每次回家都要说，采访后，才发现这些国民老兵和他的⽗辈完全不一样“他们从来不说。越不说我越想知道，于是我们利用各种技巧，各种各样的方式，一点点地知道。”采访完，他和兰晓龙回到店酒，相对号啕。“之后我们在想，哭什么呢？是哭这些老兵壮丽的往事和寂寥的今天，还是哭什么？后来发现，我们哭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可怜。我们快五十岁了，国中抗战这么大块波澜壮阔的史实，你居然丝毫不知，你不可悲吗？所以，就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观众可以说好，可以说不好，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快五十的时候，做了《我的团长我的团》，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 会上有观众发言，很动感情。 小崔拿过话筒说了一句：“我想补充一点，我听出一点危险。我不希望大家误解这个片子，《我的抗战》就是‘我的抗战’，是自己的叙述。你之前听到的共产 把⽇本打败，还是国民把⽇本打败，这个片子不负担这个任务，不管这个事。如果你想听我知道的宏观叙述，那就是⽇本投降时，无论是国民还是共产都感到很诡异。”他说不要以为《我的抗战》是要翻案，没有那个味道，他和他的团队对结论没有什么趣兴。“去采访几万个人，多少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又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实真的。它在最后写一句‘本书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不要指望着我们这一代人因为这一点采访能够对历史得出什么结论，做不到。” 陈虻某天在楼下碰到我，说：“我今天琢磨出来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要服务，不要表达。” 这话没头没脑，我也不知怎么搭腔。 他说刚才在讲课，有个人问他：“我们这工作，如果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活，跟着他走，我们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没有意义啊？” 他生气了：“他活着，他的存在要成了你表达思想的一个道具，他活着才没有意义呢。别在生活里找你想要的，要去感受生活里发生的东西。” [文、]他说：“别瞧不上服务这两个字，描述复杂比评论简单难多了。” [人、]九六年他去⽇本考察时，曾与《朝⽇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书、]我找到一本书，是《朝⽇新闻》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屋、]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让我心痛不已。列強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际国包围圈的庒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內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三八年，孩子们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満七岁，就要穿着黑⾊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历史课和德育课 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的美德”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郞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本人与国美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奋兴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  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満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 旗，观众劲使鼓掌。”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定安，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満洲国’在內的国中 陆大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军人侵华北⽇渐深人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察警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府政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府政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立独 、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府政被 扰和逮捕。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机飞捐款”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満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   、木 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殴打臋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那时队部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杀自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 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主民降临这个家国，这个顽強的信念阻止他去死。”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家国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 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出版这本书的是国美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家国，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国美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国中人，与‘文⾰’中那些⿇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人集体 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家国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对历史说真话，就是对现实说真话。 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十七岁的⾼中生学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国美用原弹子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但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在反省？我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一代接一代，到我们向后代讲述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担起这个责任。” 钱钢⽇后去了港香，不再做新闻，转向历史，埋头发掘故纸堆里的事，写了一本书，托人带给我一本。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写当年的《大公报》在国民 治下，以“不、不卖、不私、不盲”立世，一纸风行。恪守这八个字极不易，报纸因披露一九四二年河南数百万人的大灾荒触怒蒋介石，曾被罚停刊三⽇，记者被捕。抗战时报馆被敌机炸毁后，把印刷机搬进山洞里出报，困窘中仍然拒绝府政资助，被迫到乡间收购手工纸，印刷质量令读者忍无可忍，投书批评。报社头版头条刊发《紧缩发行启事》道歉。写到此处，钱钢笔端有浓得要滴下来的感情：“谁听过一家媒体对读者有这样的恳求？‘一，将阅读之报转赠亲友阅读；二，迄今为止单独订阅者，在可能情况下约集若⼲人联合订阅’…” 重庒常致人屈从或愤懑，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说大时代中的国中记者，要秉持公心与诚意“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 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他说“不愿陷于盲。” 钱钢这本书叫作《旧闻记者》，他离群而去，在港大图书馆里裹着厚大⾐，阅读数以万计的微缩胶卷，写下六十年前旧报纸里的往事。他写道：“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出，但他 本未曾离开一名真正记者的信条。”钱老师送这本书给我，我明⽩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ｗＷW.ｎＩLXｓ.ｃＯ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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