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其人其文 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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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严歌苓其人其文 作者:严歌苓 书号:44773 | 更新时间:2017/12/12 |
严歌苓:“寄居”在文学深处 | |
万佳 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严歌苓 “昨晚我又吃镇静剂了,”在采访严歌苓时,她告诉本刊记者。“吃得有点过量。后来心跳特别慢,还到医院去了。” 严歌苓最近很火,新作《寄居者》的出版、《小姨多鹤》的拍摄和获奖、《金陵十三钗》的改编,以及早些时候担任电影《梅兰芳》编剧等等都使她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尽管如此,京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仍然认为,她的名声仍远远未能与她的实力相匹配。“严歌苓是国中当代女作家第一人。”他这样对《国中新闻周刊》评价。 而这次回国,多家媒体的烈猛围攻让有过失眠症与抑郁症病史的她很吃不消。对于严歌苓来说,国中已经成为一个过于喧腾的地方。“信息轰炸,⾼密度的人来人往。我没法写作,就连坚持立独思考,简直都有点办不到。” 严歌苓喜安静。她的声音也很轻柔,给人以一种娴静的感觉。然而在这种安静的外表下,谁也看不到她心里的波澜起伏。 “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90年代初,在国美旧金山模模糊糊的雾气与光中,刚到国美不久的严歌苓默默地看着一条正在晾晒的睡裙。有一点点丝蕾,还带着⽔滴,很透明。她想,要是有一个男看到这条睡裙,他会怎样地浮想联翩啊。 回屋以后,她提起笔,写了《女房东》。这部短篇小说后来获得湾台“央中⽇报文学奖”一等奖。 《女房东》基本上是一个“独角戏”小说中,往往别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女主角的內心深处已经天翻地覆。“在那个时候,一点点东西都会引发我的美感和伤感。”严歌苓对记者说。 而那种特有的细腻、伤感与漂泊感,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一直伴随着她。 包括很多年以后,严歌苓开始动手写《寄居者》,她再次用独特的自述式、视觉化的叙事风格,在⾎淋淋的战争年代里表达自己对⾝份认同的思考和漂泊的感觉。 这是一个发生在抗战期间的故事,女主人公爱上一名逃离集中营来到海上的犹太男子彼得,为让他能去国美,她临时找了一个爱上自己的国美青年,只为了能够偷取他的护照让彼得脫险。女主人公也由此在背叛与热恋、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 在书中,她这样写:“她(英国豪宅女主人)把事情做得洛可可雕花般的烦冗复杂,为了和我那一口国美下层英语有个贵、文野之分。” 刚到国美的严歌苓,也和那个⾝份低下的女主人公一样,拼命地想要融⼊西方社会。她很小心也很害羞,生怕听错别人的话,自己也生怕说错,只好尽量不开口。但她是那样一个有強烈表达望的人,不开口,就只好更加地把感觉內心化。 但是她渐渐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差异和种族偏见。一帮国美朋友经常把国中人的英文口音错误编成笑话,用人唐街有很多老鼠、蟑螂的典故进行打趣。 在她有了一定名气之后,有一次到国美之音接受采访。电台的负责人是过去国美驻国中大馆使的文化参赞,他问了严歌苓的经历后,对别人说“你看,这个摇篮里的孩子被⽔冲到了我们的岸上。” “这是一句很诗意的话,也说得很温情。但是我还是感到对方那种強势的眼光。”严歌苓回忆说。 1989年,年届而立的严歌苓来到芝加哥,攻读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硕士学位。到了1992年,在与外官丈夫结婚前,在国美已生活3年的她居然还受到了FBI的跟踪、调查和测谎,这也让她的寄居感达到顶峰。严歌苓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怎么受他们的、可疑的外人。 最后,严歌苓用了两个词来形容自己试图融⼊西方的过程:“徒劳”和“痛苦” 直到现在,严歌苓依然困在孤独和寄居的感觉中无法自拔。由于丈夫工作的关系,她每三年就得换一个地方居住。她经常因为跟别人没有共鸣而感到失望,也越来越难朋友。 幸运的是,严歌苓可以通过写小说来发怈这种矛盾和冲突。渐渐地,她发现,写作就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 “我觉得人最最不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所以才会有文学、戏剧,这些东西能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严歌苓对记者说。 她写作的时候总是不断地发现自己、审视自己;而另一方面,在很多作品里,她都用一个20岁出头的少女“代替”自己不断地进行自我探寻。 “每个人都会非常怀旧,我最喜的还是我20岁左右的时候,”严歌苓坦言“非常美妙。”那时,虽然已经是成都区军的军官,但她非常“淘”和“⽪”有时候,在清冷的半夜,严歌苓会跟自己创作组的女朋友一起去偷别人的莴笋,然后再给人家放几⽑钱。 “那种友情现在不太容易建立了,我恨不得再去走一遭。”她说。 在故事语调与自己非常契合时,比如说写自传很強的《穗子物语》时,严歌苓也会把自己放回20岁,重温自己的少年时期和早恋。 而在《寄居者》动笔前,她设想了好多种语调。这次,她设⾝处地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想象如果自己回忆起一件往事,会怎样表达。 “写作狂人”: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 其实严歌苓天生是个很爱说笑的人。但她传奇般的半生经历使她变得敏感而沉默,寄居者的心态,也从儿时起至今,如影随形。 小时候,⽗⺟把严歌苓从海上带到安徽,从安徽又带回海上。在海上,她讲普通话,跟周围的孩子总是有隔阂“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属于。” 十二三岁,她到成都参军,由于是“反动知识分子家庭”出⾝,队部里的人都对她不冷不热。十五岁,她爱上30岁的军官,被集体批斗。 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想从众、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痛苦就在于想要融⼊的那种望渴。” 她抢着扫猪圈,挑猪食,做特别苦的劳动,让自己工农兵化。平时,她不敢像在家那样随便说话,因为一不小心别人就会觉得她在讽刺他们。 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已经在潜意识里给了她最具创伤的记忆,而正是这种创伤打开了她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望。她开始尝试写作。 她坦言,成为一个作家,有一丝无奈。 “如果我不是这么一个人,而是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人,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家?或者医生?我没有学习过任何理科的东西。”她对记者说。 小说对她的重要使她如此地痴于写作。与严歌苓同年代出生的国內女作家成名之后,纷纷担任一些社会职务或大学教师,而她俨然是一个专职的“写作狂人”:“其他的工作,我好像没什么趣兴。” 之前,王安忆在复旦教授小说创作,严歌苓也去了,可她觉得“受罪的”她说:“我不是一个当众有话说的人。我的长处就是写作。” 她给人的印象是安静的、甚至是有些孤寂的。而当这个环境与她心里強烈的表达望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后,便使她充満了一种倾诉的爆发力。 从1986年至今,严歌苓已经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惊人地保持着年均一部小说的产量。“严歌苓现在的创作力非常旺盛和澎湃,她也是现在汉语作家中最具职业精神的一个。”文学批评家、《民人文学》主编李敬泽对本刊评价说。 除开调查采访和找资料的时间,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到了写作中。如果一个作品开始写了,那么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将是她雷打不动的写作时间,一般每天会写六七千字。每本书集中写作的时间也就是那么两三个月。 她多次使用“High”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一泻千里的写作状态:“写得就像没闸似的。”这种状态一般会在作品写到超过一半的时候出现。那时“每个人物都会有自己的命运了”格也已成型,他们好像自己会走。她每天需要做的,仅仅只是顺着他们的逻辑动动铅笔——她依然用铅笔写作。 严歌苓到底能写多少?她的回答是“我心里有一大堆的故事可以写。我总是觉得我最好的一部作品还没写出来。想趁自己还年富力強的时候多写一点。” 她想说的故事总是层出不穷,比如,很久以前,她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们家国发生过这么多的历史大事件,而同样的大事件,反映在不同⾝份、地位的人⾝上,应该会有不同的故事。她想把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下的命运都写下来。 “一个小学教员,一个私营工厂的厂长,跟一个家国⼲部,他们是怎么样在家国的历史中沉浮的?”她觉得这会是蛮有意思的一种尝试… 她还横向尝试了移民题材。《扶桑》是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故事,后来的《风筝歌》《乖乖贝比(A)》等作品写的是第二代。“本来想往下写,看他们命运的变迁,一直写到我自己。但是老是被打岔掉。你看,我现在只写了这么一点。”她说。 在国中当代作家中更为罕见的是,严歌苓的⾼产量并没有影响到她作品的质量。李敬泽指出“⾼产,而且质量还一直保持在一个⽔准上,这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內在力量。” “很优秀”也“很边缘” 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严歌苓经历了文⾰、改⾰开放到出国后的生活,然而她认为,这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历练,都是“強加在她头上的”“我所经历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应该经历的了。” 也许恰是这样复杂而颠沛的人生经验,使她的作品在国中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 京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毫不讳言地把严歌苓放在“国中当代女作家第一位”的⾼度“她的作品技术含量比较⾼,”他认为,国中的大部分作家不太会写长篇小说,要么是把中篇拉长,要么就写得非常拖沓。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通常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核’,动机、展开都处理得比较好,叙事控制松紧适度,还经常把命运推到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拥有一种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和欧洲文学结合的意识。” 这恐怕与严歌苓经过国美的专业写作训练有关系。而居住在不同的家国,游离在不同文化之间,更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写作视角。 “因为严歌苓独特的背景和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讲,她的写作一直是跨界的、漂移的状态,”李敬泽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家国、民族的差异中,严歌苓的确获得了她那种独特的灵感和眼光。” 严歌苓则评价自己说“我所处的这种位置使我不大容易随着一种嘲流去走。国中和国美的文学里都有写一些东西时兴、好卖,也有时髦的思嘲。而我会保持一种很冷静的、侧目而视的姿态和眼光,不大可能去追逐文学的‘时尚’。” 李敬泽觉得,严歌苓现在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也表明了国中文学可能确实需要差异的眼光。“我们的作家眼光太相近了,看世界的态度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都过于近似。结果忽然发现有这样一个眼光如此不同的作家,这是一个大收获。” 而在国內一些作家开始出版英文版作品准备“走出去”的时候,在国外生活的严歌苓对自己作品在异国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明⽩,书卖得再好也没有用,自己在国美只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无论是写的故事还是主题,所有的东西都是少数民族的,只是国美主流文化的一种点缀而已。 “在国美我永远是‘寄居’的,做不了主流,”严歌苓说。“要想做主流,就会很痛苦。所以,还是安安心心地做我的边缘人物就好了。” 2009年4月9⽇ wWW.nIl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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