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上了船,渔夫道,自从他来到花家舍的那天起,这个岛子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过,他听说原先岛上有一座老房子,也曾住过一个尼姑。可不知什么时候,房子就拆掉了。那个尼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么说,你不是本地人?”喜鹊问道。渔夫说,他⼊赘到二姨妈家做倒揷门的女婿,已经五年了。他每天都在湖中捕鱼,从来就没看到一个人。只是到了三月份,乌⽑蚕孵出来了,花家舍的妇女才会到岛上去采桑叶。他说,他的堂客也养蚕,有四五匾。有一次,半夜里蚕饥,她就央求他打着灯笼陪她去岛上摘桑叶。可她不知道桑叶浸満了露⽔,蚕吃了会死。第二天,雪⽩雪⽩的蚕就全都倒进湖里了。他还说,他很喜听蚕吃桑叶的声音,就像下雨一样。说到这儿,渔夫又抬头看了看她们,问道:“你们的府上在哪里?因何要到那座岛上去?”秀米不作声,只是看着远处的那一大片桑园发愣。风将桑枝吹的琅琅作响。船渐渐靠向岸边,喜鹊已经能够看见桑园中一段塌倒的墙基了,这时,她听见秀米叹了一口气,道:“算了,我们不上去了,回去吧。”“怎么又不想去了?船都靠岸了。”渔夫道。“赶了七八天路,来一趟也不容易,”喜鹊劝道“不如上去稍呆一会儿,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我已经看过了。我们回去吧。”秀米说。她的声音不⾼,语调却是冷冷的,硬硬的,不容辩驳。她们决定当天就离开花家舍。一艘乌篷船载着她们,沿着⽔路返回普济。船户说,如果运气好,一直顺风,第二天中午就能驶⼊长江。秀米躺在暗、冰冷的船舱里,听着头顶上哗哗的⽔声进⼊了梦乡。不时有芦枝拂过船篷,发出清脆的飒飒声。她又一次梦见了那座被湖⽔围困的小岛,月光下蓝莹莹的坟冢,那些桑田,还有桑林中的断墙剩瓦。当然还有韩六。不知有多少回,她们两个人坐在窗边说话,看着黑夜一点点褪了⾊,铁⽔似的朝战栗着跃出⽔面,岸边的树林都红了。她听见韩六在她耳边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小岛。可如今,韩六又去哪里了呢?半夜里,一片昏暗的灯光将船舱照亮了。秀米披⾐坐起,透过舱门朝外一看,原来是有船队经过。每一艘船上都点着一盏灯。秀米数了数,一共七艘。这些船用铁索连在一起,远远看去,就像是一行人打着灯笼在赶夜路。起风了,天空群星闪烁。在这深秋的夜午,看着渐渐走远的船队,秀米不由得打了寒战,泪⽔夺眶而出。她知道,此刻,她所遇见的不是一个过路的船队,而正是二十年前的自己。这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秀米像往常一样从阁楼上醒来。天气实在是太冷了,秀米赖在被窝里久久不愿起。太出来了。喜鹊在菜地里冲着阁楼大叫。她说:酴架下几株腊梅全都开花了。秀米从上起来到五斗橱前梳头。她看见摆在桌上的那只瓦釜里结了一层晶莹的薄冰。她记得昨晚用这只瓦釜洗过脸,大概是⽔没有倒⼲净,釜底就结了一层冰碴儿。秀米只是不经意地朝那瓦釜瞥了一眼,她的眼神一下就呆住了。由于惊骇,她的整个脸都变了形。她从冰花所织成的图案中看到了一个人的脸,这个人正是她的⽗亲!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亲似乎在捻须微笑,他坐在一条宽敞的大路边,正和什么人在下棋。阁楼里的光线太暗了。秀米随手将木梳一丢,端起瓦釜来到了屋外的凉亭里。正好有一缕光从东院墙的树梢顶上照过来,秀米坐在凉亭边的石凳上将冰花凑在光下仔细观看。⽗亲的对面还坐着一个人,但她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两人坐在一棵大松树下,背后是一片低缓的山坡,山坡上似有羊群在吃草。他们的⾝边有一条大路,路边是一条湍急的河流。人物、大树、草木、河⽔和羊群无不清晰在目,栩栩如生。大路上停着一辆汽车,车门开着,车上的一个什么人(是个秃头)跨下一只脚,正要从车上下来。秀米觉得这个人面目晦暗却又似曾相识,她想细细辨认,可画面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温暖的光下,冰花正在融化。它一点一点地,却是无可奈何地在融化。这幅正在融化的冰花,就是秀米的过去和未来。冰花是脆弱的,人亦如此。秀米觉得心口一阵绞痛,就想靠在廊柱上歇一会儿,口气。于是,她就靠在那儿静静地死去了。1952年5月,新任梅城县县长〔谭功达(1911—1976),原名梅元宝,为陆秀米次子,降生后即由狱卒梅世光抱走。长年居住于浦口。梅世光于1935年病故。临终前告以来历实情。其生⽗一说为普济人谭四,毕竟无可详考。1946年任新四军进中队普济支队政委,1952年出任梅城县县长。〕坐着一辆崭新的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库的盘山公路上。谭县长从车窗中偶然看见两个老人盘腿坐在一棵大松树下对弈,便让司机停车。同车的姚秘书知道县长是个棋,见他喝令司机停车,她便娇滴滴,声气地推了推谭县长的胳臂,笑道:“老谭,是不是棋瘾又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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