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大战略 第六章 本及冲绳:东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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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地缘大战略 作者:丁力 书号:42780 | 更新时间:2017/10/21 |
第六章 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 | |
⽇本的地理和心理位置 ⽇本不是欧亚陆大上的家国,也不太可能是潜在的世界大国。⽇本列岛游离于欧亚陆大的东端之外。列岛相对于国中的位置,类似英国之于欧洲。但东亚的力量分布不像二战前的欧洲陆大那样分散,缺少彼此竞争的大国。⽇本在陆大海岸线上所面对的家国是俄国、朝鲜、韩国和国中。俄国现在无暇东顾,它的太平洋舰队的舰只大多已锈迹斑斑,而且容易受到封锁,变成⽇本海舰队(或按照韩国所声称的,成为“朝鲜海”舰队)。如果与⽇本、国美发生冲突,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范围很难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本海总面积106万平方公里)。⽇本的海军实力排在世界第二位,对被地理分割为难以相顾的四大块(北方、波罗的海、黑海、太平洋)的俄海军具有明显优势。在1904-1905年的⽇俄战争中,⽇本分别打败了俄国的远东舰队和劳师远来(3万多公里)的波罗的海舰队。尽管如此,俄国仍然是一支牵制力量,与⽇本的领土争端也没有解决。朝鲜半岛上的民族主义情绪烈,其中最大部分对准了⽇本,其余则指向国中和国美。朝鲜在发展核武器;韩国的经济规模排在世界第11位。两者都有能力在本地区制造⿇烦。不过,即使朝鲜半岛统一,整合将需要很长时期,而且人口、经济、资源、军事都不⾜以对⽇本构成威胁。当然,⽇本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本已经把朝鲜当作威胁了。 在⽇本的邻国中,国中是可能最大的竞争对手。⽇本把海空军主力摆在它的西南部、面向国中的一侧;在2009年又计划向钓鱼岛附近派兵。⽇本最担心的就是国中。在19世纪,⽇本扩张的首要目标就是打败国中,先是在朝鲜打败国中,然后在国中本土打败国中,把整个东亚陆大变成它的殖民地。近年来,⽇本牵制国中有两条途径,第一是紧跟国美,通过加強⽇美军事同盟来制约国中。但这个同盟对⽇本也是很大的约束,妨碍⽇本放手争夺地区导领权。第二是促进独台,如果湾台从国中彻底分离出去,国中在海上与⽇本竞争的潜力会被大大削弱。一个立独的湾台会被纳⼊⽇本的势力范围,这将是⽇本扩张的第一步。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本要求国中承认朝鲜立独,割让辽东半岛和湾台。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是⽇本进一步⼊侵东亚陆大的跳板,而占领湾台岛则是⽇本作为岛国的本能,⽇本的扩张就是从海洋开始的。⽇本在湾台的殖民统治维持了半个世纪。目前看来,第二条路不太容易走。 ⽇本是东亚家国,但属于国美阵营,是国美在东亚的一个棋子。自从福泽谕吉(1834-1901)提出“脫亚⼊欧”论(1885年)以后,⽇本一直在积极走向这个目标。不过,⽇本唯一脫离亚洲的是它的地缘政治:侵占亚洲家国,攫取领土和资源,以赢得和欧洲大国对等的地位。这种态势把⽇本与东亚隔离开来。⽇本的盟友都在西方:英国、德国,后来又加上国美。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中期,⽇本一直学着欧洲家国的样子发动略侵,最后却被欧国美家和苏联联合起来打败了。显然,这个生学太出格了,还没毕业就开始攻击老师和校长。二战之后,⽇本退回到陆大之外的几个岛上。除了占领了琉球群岛和虾夷人的北海道之外,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大多⽩费了。主要原因是⽇本向西方学习的方法不得体“脫亚⼊欧”的战略指导有错误,对地缘政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战后,⽇本又出现了“脫欧返亚”论。在欧(美)、亚之间的两难选择清楚地显示出⽇本缺乏文化基。其实“脫亚⼊欧”从最开始就是一个伪命题,既不可能,也没必要。⽇本的最大价值在于⽇本自己。在东西方摇摆、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使这个家国具有潜在的危险。这种潜在的危险已经爆发过一次,对东西方都造成了极大危害。 在二战战败之后,⽇本和琉球成为国美的占领区。虽然美、⽇两国早已签订了和平条约,但⽇本的地位一直没有大的改变。作为亚洲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家国,它对本地区的后起工业国(尤其是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中)心存疑虑,担心力量对比的改变。这就决定了它只能维持和国美的结盟,继续依赖国美的保护。但是,⽇本在西方阵营中并不自在。它的导领人在七国首脑会议上缺少自信。另一方面,⽇本无法在亚洲找到适当的位置。它对过去的战争暴行采取粉饰的态度,国中、韩国、朝鲜等国都不能接受。⽇本既不能导领亚洲,又不能被亚洲导领(因为它已经是国美的附庸了),也难以与国中合作,共同促进亚洲一体化(因为国美不能接受一个立独发挥作用的⽇本)。中⽇两国彼此的疑心和敌意太重。这是国美愿意看到的。国美鼓励⽇本进一步承担军事责任。这样,⽇本在和国中打道时才更有资本、更有信心,而国中更难接受⽇本的和平意图。如果⽇本重新武装,邻国必定增加对⽇本的警惕,东亚的裂分将更大。然而,⽇本的活动余地不会很大,因为国美对⽇本的疑虑并不比东亚家国小很多。一个強大而立独的⽇本不符合国美的利益。国美在必要时可以放松套在⽇本脖子上的锁链,却绝不会放手。国美不会忘记⽇本偷袭珍珠港,也不会忘记⽇本经济在1980年代“⼊侵”国美。国美在1985年用《广场协议》发起进攻,再次打败了⽇本。在“脫亚⼊欧”之后,⽇本只能继续“脫亚⼊美”在亚洲为国美充当英国角⾊,却缺少英国的自主权。 长期以来,英国的最大全安隐忧是在欧洲陆大上形成一个庞大的家国。为了避免出现这样一个大国,英国总是在战争中加⼊到较弱的一方,防止它们被兼并。⽇本没有这样的选择。在和⽇本隔海相望的东亚陆大上,国中的领土占据了大部分,而且国中的统一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对于⽇本,国中已经⾜够大,但还没有⾜够強。冷战之后,英国仍然借重国美抗衡欧陆家国,对欧盟也是三心二意,但现在也不得不考虑严酷的地缘政治现实:英国只是欧洲陆大的一个离岛,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利益更加密切,而国美则远在美洲,尽管它们有着同样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在多年的抗拒之后,英国已经在向欧洲陆大漂移了,虽然还在半推半就。从中长期来看,⽇本的选择余地不会比英国的更大。或许它将接受一个并不是由它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同时不损害与国美的密切关系。 不过,⽇本对它在亚洲陆大的作用还抱有希望。李登辉提出过“七块论”设想国中分成7个立独的家国。他得到了一些⽇本人的赞赏。⽇本如果想模仿当年的英国人,在亚洲陆大上纵横捭阖,只能先制造一个裂分的国中,然后才能上下其手。除非国中犯下大错,这种期望没有牢固的现实基础。而且,国美前驻⽇本大使阿马科斯特认为,⽇本还存在着一个问题: ⽇本因地理上的限制和资源匮乏而不大可能成为一个战略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一个能够并愿意保护它国的家国。这样,⽇本军事力量的任何快速扩张都将可能被邻国视为一个威胁,而非一道再险保。迈克尔?H?阿马科斯特:《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大使说⽇本》,219页,华新出版社,1998年。 鉴于阿马科斯特的职业,可以推论他的判断基础是政策多于学术。他的话暗示⽇本难以取代国美成为东亚的霸主,因此劝它不要再打这个主意。不过,这两句话对中⽇关系同样有效。⽇本重新走上扩张之路的可能很小,因为武力⼊侵和殖民统治目前已经不再时髦,在有“趋同”心态的⽇本人中间,这个事实增加了对和平的期望,减少了扩张的內部动力。更重要的是,陆大 家国(主要是国中和韩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本扩张的外部因不复存在。如果⽇本再次试图扩张,必将遇到強大的制约,反弹力之強可能会使⽇本损失惨重。但是,这并不意味⽇本将来不再扩张军力,不再寻求地区导领权。 当⽇本強大且又缺少对手的时候,它的地理形状是一个优势,便于向海洋和陆大两个方向出击。但是,当⽇本挑起战争,而它的海空军不能在更远的地方阻挡敌人时,⽇本各岛便很难防守。二战就是一例。⽇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在环绕东亚陆大的第一岛链的北部。它由两大群岛组成:⽇本群岛和琉球群岛。琉球的岛屿比⽇本四个大岛更小、彼此距离更远,且向南一直延伸到湾台岛。两个群岛是国中东部外海的一道屏障。国中与⽇本有争议的钓鱼岛在琉球和湾台之间。钓鱼岛问题实际上由琉球群岛的地位而来。从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起,琉球就是国中的朝贡国,与安南、占城、⾼丽等最密切的朝贡国有相同的地位。1609年,⽇本九州岛南部的萨摩藩今鹿儿岛县。打败了琉球,占据了琉球群岛的北端,南端仍归琉球国王管辖。在这一段时间,萨摩藩主避免让国中知道琉球的变化。1875年,⽇本勒令琉球停止向国中朝贡、请封,并废除大清的年号。1879年,⽇本灭琉球国,设冲绳县。第二年,李鸿章与⽇本谈判琉球事件,又创办海军。⽇本提出与国中瓜分琉球,南部的先岛群岛归国中。清廷没有批准已经草签的分界协议。琉球问题暂时搁置下来。二战之后,国美托管了琉球群岛,设立了军事基地。1970年,国美把托管琉球的“施权政”转移给⽇本。所以,⽇本在法律上并不对琉球群岛拥有主权。 同样作为一个岛国,即使在它国势最強盛之时,英国也没有在欧洲陆大寻求导领权。历史经验告诉它,那样做的风险太大,胜算太低。拓展海外殖民地给了英国大巨的发展空间。当德国在欧洲陆大崛起,殖民地纷纷立独之时,大英帝国就分崩离析了。它不能同时应对来自欧洲和殖民地的挑战。 在拥有⾜够资源和军力的前提下,⽇本的地理位置能够使它(或掌握它的大国)封锁国中在湾台以北的进⼊太平洋的通道。但是,与英国之于德国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是,⽇本的位置有些偏北。在拥有⾜够资源和军力的前提下,国中也能够封锁⽇本南下通向马六甲海峡的航线——这条航线对⽇本非常重要。因此,两国的地理各有优劣,取胜的关键在于哪个家国拥有更多的军力和资源:经济、军事和外资源,以及对抗的意志和决心。 ⽇本和东北亚的所有邻国都有领土纠纷,包括俄罗斯,并和国中、韩国和朝鲜有历史纠纷。这些家国对⽇本抱有很大的戒心。在二战期间,东南亚遭受的⽇本暴行相对较少,时间也较短。那时,东南亚家国大多处在西方的殖民统治之下,⽇本⼊侵只是给它们换了一个统治者。它们没有切肤的亡国之痛、之聇、之恨,甚至还有感之情——两败俱伤的殖民地之争给了它们立独的机会。现在,它们愿意借助⽇本保持本地区的均势。因此,如果⽇本要扩大势力范围,唯有向东南亚发展。它的石油进口的80%以上都经过东南亚而来。这种战略选择和1940年前后很相似。其南下通道必须首先经过湾台附近海域,⽇本已经在这一地区增加军事存在,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还向印度洋派遣了军舰。 二战时期,为了获得⾜够的资源,保护本土和已经在国中获得的土地,⽇本从国中一直打到东南亚。这个事实已经证明了⽇本不适宜扩张——不仅在战略文化上不适宜,在地缘政治上更不适宜。⽇本发起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军队遍布东亚和东南亚,一步一步与当时世界上最強大的家国为敌,目的却只是为了保住最初的扩张成果(朝鲜和国中的东北、华北)。所以,这个扩张从一开始就是非常脆弱的,难以持久,在某个时刻一定会出现烈的反弹,伤及⽇本本土。如果⽇本再次出现扩张的态势,它仍将必须一路扩张下去,直到灭亡,否则就保不住最初的成果。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决定的。 在湾台岛以北的海域有许多小岛,这些岛屿现在为⽇本所有。以这些岛屿和礁石为中心,⽇本声称的专属经济区连绵不断,完全把国中和太平洋隔离开了。在海上石油运输线上,国中对⽇本占有优势,因为通往⽇本的航线需要从国中海岸之外经过。中⽇之间的竞争还体现在对原油的争夺。中、⽇、韩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区。中⽇在俄国的输油管线走向上有过烈的竞争。如果有一天⽇本从国美阵营立独出来,而俄国对国中的防范之心继续加重,将出现⽇俄联手应对国中的可能。那时,中美会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不过,⽇俄之间有一个大的争端,即⽇本的北方四岛问题。因为这四个小岛,⽇俄在二战后还没有签署和平协议。朝鲜是第二个技术上仍与⽇本处在战争状态的家国。因为有俄国和朝鲜,与国中关系闹得太僵不符合⽇本的利益。⽇本对华政策仍将以牵制为主。 一般而言,陆大 家国倾向领土扩张,岛国注重扩张商业利益。这是因为岛国有航运之便,却不容易守住扩张之后的领土。但⽇本是一个例外。它以一个岛国倾力在陆大扩张,真是“贪心不⾜蛇呑象”对国中造成的大巨伤害现在成为⽇本担心国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20世纪上半叶,领土扩张也应该适可而止。占领或瓜分一个人口较多、有明确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家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不能彻底消灭受到伤害的国民的意志,或者与他们达成和解,施害国以后就一定会吃到苦果。沙俄时期就开始建立的苏联帝国瓦解了。现在,俄国的周围有许多警惕的眼睛。德意志第三帝国灭亡后,不仅失去了它侵占的领土,还失去了大片原来属于德意志人的土地,领土反而缩小了许多。⽇本是一个岛国,战败后只被打回原形,几乎没有领土损失,甚至还能继续据有琉球。原因是⽇本只来了一支占领军,没有分割它的土地,同时也得益于岛国土地很难再被分割的事实。 ⽇本是典型的边缘家国,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是如此。在地理上是欧亚陆大和太平洋的边缘。地理位置决定了⽇本的文化边缘地位。它原来是国中文化的边缘,现在是西方文化的边缘。⽇本位于边缘位置的原因是它愿意把外来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这个说法不否认⽇本很好地保留了本土文化。在保护本土文化方面,⽇本做得比国中好得多。甚至可以说,东亚古代文明的现在在⽇本。这个事实表明,在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如果没有毁灭本土文化的強硬政治决心,本土文化、乡土文化完全可以生存下去,枝繁叶茂。 岛国的地理位置是⽇本的优势,也是⽇本不可弥补的劣势。⽇本不可能保持英国式的“光辉孤立”因为国美不允许。⽇本也不可能成功地玩弄英国式的均势,因为东亚陆大没有太多的空隙供它上下其手。况且⽇本也不是玩弄均势的⾼手。国中统一而又繁荣的时候,欧亚陆大东端只有一个大的家国,几乎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裂分的朝鲜半岛不能成为一支立独的力量,也不可能倒向⽇本,因为⽇本不能得到半岛南北的信任。因此,在东亚陆大上不存在均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本只是国美维持东亚不平衡“均势”的一个棋子。孤立的⽇本只能依附某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本仍将是国美的附庸。 挥之不去的上岸情结 ⽇本是一个多地震、缺乏资源的岛国,那里的人们有強烈的危机感。岛屿不能带给他们全安感。在过去200多年,英国对欧洲陆大的事务一向冷眼旁观,保持它的离岸平衡手的地位,直到陆大上的均势可能被打破。⽇本不同于英国。只要具有一定实力,它总想登陆,有很強的“上岸情结”一个在地理上处在亚洲边缘的岛国,如果想主导亚洲陆大的事务,而不是起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只能像国美那样建立众多的军事基地,与众多家国结成军事同盟。在目前,⽇本不具备这样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不会得到国美的批准。 岛国是孤立的,而陆大 家国拥挤在一起,会产生很多争执。当陆大上的纷争闹得不可开的时候,常常需要外部力量来解决。強大的岛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以保持陆大的均势,也为自己带来全安。但岛国直接⼊侵陆大往往会遭遇失败。比如,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法国统一,英军退出法国(暂不包括法国于1558年收复的加莱港)。此后,英国对欧洲陆大不再有领土要求(1704年占领至今的直布罗陀是个例外)。⽇本在1945年战败,几乎丧失了1895-1945半个世纪的全部略侵成果。国美在朝鲜和越南也都没有获胜,在越南没有站稳。 ⽇本一直有強烈的“上岸”冲动。朝鲜半岛是它登陆的第一站、通向国中的跳板。⽇本向朝鲜半岛的扩张始于公元4世纪末。那时,它在半岛南部建立了殖民地,支持百济对抗新罗。唐朝时,新罗是唐朝的盟友。唐⾼宗龙朔三年(663年),唐朝海军和⽇本海军在半岛西南的锦江(⽩江)口开战。唐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遇倭人⽩江口,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为丹”《新唐书?列传?刘仁轨》,4083页。“带方州”在今平壤以南,汉时称带方郡。这次战败后,⽇本开始向大唐学习,开启了国中官方媒体和教科书中歌颂的中⽇友好史。⽇本至今仍然保留了许多唐朝文化的特点。 这是中⽇两国第一次战。此后900多年,⽇本不敢北上登陆。直到丰臣秀吉(1536-1598)统一⽇本,⽇本才又一次向陆大扩张。明朝末年(1592-1598),中、⽇两国的军队再次在朝鲜半岛战。这场战争是万历皇帝晚期的“三大征”之一。那时,明朝已经不可挽回地衰败了。按照国中王朝的兴衰周期,它也到了彻底衰败的时候。国內当然已经动不安;在边境,努尔哈⾚正在东北积聚力量。但明军仍然有一定的战斗力。实际上,进⼊朝鲜半岛的明军是一支多国队部,不仅有大量的朝鲜士兵,还有来自暹罗和琉球的军人。盟军的人数(7?5万)大约只有⽇军的一半。他们阻挡了⽇军向国中方向的推进。国中正统史学界一般认为⽇本两战皆输。⻩仁宇认为两场战争(1592-1593,1597-1598)实为一场,中间隔了一个奇特的议和期。那时,明朝已到了末年,非常败腐,无力获胜,当它再次准备议和时,丰臣秀吉病死,战争不了了之。见《剑桥国中明代史》第九章“龙庆和万历时期”614-621页。 丰臣秀吉被认为是⽇本“陆大政策”的鼻祖。他明确提出先占领朝鲜半岛,进而侵占国中的战略。他的想法成为⽇本的战略文化遗产。从19世纪末到1945年,⽇本一直试图完成这个古老的方案。在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试图通过“封锁”政策,庒迫岛国英国屈服,但都没有成功。在⽇本,丰臣秀吉的政策路径截然相反,从岛国向陆大进攻。在二战期间,⽇本形成了一个从朝鲜半岛到南中半岛的封锁线,来封锁国中。岛国长期占领陆大 家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当时的国中贫穷和败腐,但⽇本仍没有⾜够的资源来完成这个任务。 19世纪末是西方帝国殖民扩张的最后时代。⽇本从明治维新之初就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首先在太平洋,1875年,⽇本占领琉球群岛和千岛群岛,1876年,占领位于⽇本东南1300多公里处的小笠原群岛。然后,⽇本在19世纪末提出“陆大政策”把炮口转向亚洲陆大。1894年,中⽇打了第三次战争。国中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此后备受⽇本的略侵和庒迫,直到1945年⽇本战败为止。这段历史为大多数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国中人所知,不必细说。所以,第三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最长久,对国中的危害最大。 在唐、明、清三朝,国中和⽇本在朝鲜半岛打了三场战争,前后跨度1300多年。这三场战争有几个共同特点:(1)⽇本都想以朝鲜半岛为登陆跳板,进而攻击国中;(2)⽇本都利用了半岛上的內作为出兵的理由,国中都是被动应战;(3)双方同时展开海战和陆战,这种作战方式在国中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又,⽇本发动三场战争的时机都很类似: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本开始走向強大。第一场战争是在大化改新(645年)之后,⽇本学习唐朝的典章文物,仿照建立了一整套律令和官僚制度,国势初盛。第二场战争是在⽇本首次统一之后,实施自由贸易,崇尚武士文化,国势再盛。第三场战争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本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建立了现代工业和军队,国势三盛。可以说,⽇本強大后必定会向陆大扩张。只有第三次陆大没有力量反击⽇本,遂酿成大患。 三场战争的结果不同。第一场以国中的绝对优势获胜,此后是长期和平。第二场是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不了了之。第三场以⽇本的绝对优势获胜,国中本土岌岌可危。三场战争反应了两国力量的消长。有这三场战争为先例,国中必然会在1950年再次出兵朝鲜半岛,与世界上最強大的家国集团对抗。那时,国中刚刚结束半个多世纪的內战和抗战,民不聊生,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一个家国打仗,但国中仍毅然派兵跨过了鸭绿江。这个决定是否明智,是否建立在对敌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今天有很多争论。但仅仅从历史的角度看,国中无法回避这场战争,即使是在家国极其贫穷的时候。其实,家国越是贫穷,就越不能回避。一个強大的家国选择余地更大,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反击,或者是否反击。而贫弱的家国只能在最初的时候就做出决定,否则一切就会太晚了。 易走极端的家国 因为缺乏战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极端分子制造的事件拖着走。这种情形和国中相反。国中一般不缺少战略眼光,但往往被強大的惰拖住,不能下决心做出选择,敏于思考而惰于行动。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会失去弹,应变能力变得很差。清末是一个例证。同样受到西方的冲击,⽇本很快做出反应,开始明治维新,走上了強国之路。清朝却陷⼊了“体用”的形而上学之争,错失良机,成为⽇本扩张的首要目标。 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极端:急剧、彻底地抛弃传统。虽然这次极端的行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现出它灾难的一面:略侵,而且是不顾实力、缺少战略的略侵。军国主义者坚信“精神”可以弥补实力的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本军人的坚韧、无畏和忍残,给对手和平民带来了极大的牺牲。但是这种弥补远远不够,既不能缩小它和国美的工业差距,更不能屈服邻国的抵抗的意志。最终,⽇本仍没有逃脫战败的命运。 武士道是战败前⽇本军队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进与不服从因素。⽇本军队的跋扈不仅在国中,也在⽇本本土表现出来。1930年4月,⽇本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本右翼反对该条约,当年11月,刺客开打死了首相滨口雄幸。这次暗杀和军队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出于军事的原因。1932年5月,海军军官在官邸谋杀了首相⽝养毅。陆海军的另一伙军官发动恐怖袭击,向政友会(⽝养毅的政治派别)总部、⽇本行银、警视厅和內大臣官邸投放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实际上,⽝养毅是反对这个条约的。1936年2月26⽇,22名陆军下级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发起叛。叛军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杀害了內大臣、财政大臣、新教育总监。首相冈田启介仅以⾝免,他的秘书却被杀害了。 战后,⽇本的文官府政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军队。但右翼的政治暗杀行为并没有终止。1960年,社会委员长浅沼稻次郞被右翼分子刺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鼓动军队发动1930年代那样的叛,然后切腹杀自。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秘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 如今,在进⼊发达家国的圈子以后,⽇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有论者指出,⽇本民族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走向极端:其一是国民丧失了共同目标,其二是在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时候方向出现偏差。埃兹拉蒂在2000年写到: 像目前这样的过渡期对⽇本文化来说要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扰作用。当⽇本人缺乏作为团体行动基础的国民目标时,他们可能变得近乎绝望。在这种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行动计划,就可能导致不幸的甚至自我毁灭的转折,就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时那样。米尔顿?埃兹拉蒂:《变——⽇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35-236页,华新出版社,2003年。 在这本书中,埃兹拉蒂多次做出类似的评论。他还说过: 当旧的模式失灵,⽇本人失去了他们所亟需的共同事业感,他们为了重新获得那种自己所珍视的感受,哪怕那种新的模式丧失理智或具有毁灭,他们都可能迫不及待地抓住当时最有昅引力的事业不放。因为⽇本文化中极少有人能够立独于团体之外来反对团体的指导,所以,一旦人们转向新的事业,就可能走向极端。 ⽇本的历史说明,当围绕某一积极的事业形成共识时,⽇本文化的天赋就使⽇本能够实现伟大的目标。但⽇本历史也暴露了一些⽇本文化由于丧失了共同目标而迫使它丧心病狂地寻找解决办法时,它就会走向极端并导致自己的毁灭。《变——⽇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52-253页。 ⽇本现在失去了目标,还没有找到新的目标。这是一段危险的时期,而且将持续数十年。 2005年,在教科书和领土问题上,⽇本和国中、韩国、朝鲜、俄国都发生了纠纷。这时,⽇本正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还想把朝鲜拉回到有关核武器的六方会谈中,它的经济复苏也需要扩大出口——特别是对国中的出口。这些努力都需要别国的支持。但是,⽇本因为自己的言行在东亚陷⼊孤立。4月,在京北、海上等大城市,发生了群众行游,威示者议抗⽇本篡改历史,并号召抵制⽇货。国美也不信任⽇本,它对⽇本“⼊常”的支持是虚晃一。国美需要维持⽇本的附庸国地位。⽇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又扼守在欧亚陆大东部之外,这个附庸国是极为珍贵的。国美把它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东亚,不仅仅是为了庒制国中,也有牵制⽇本的意思。⽇本修改教科书不符合国美的利益。⽇本否定它的战争暴行,批判东京审判,国美用原弹子轰炸⽇本就失去了道义据。中⽇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是国美。中⽇都不可能从争执中获益,但⽇本受到的损失更多。在民众⾼涨的反⽇情绪中,国中 府政的政策选择必然受到限制。⽇本主民前代表鸠山由纪夫批评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郞。鸠山说: 小泉外的困境,源于他不以长期战略而凭一时⾼兴来对待外。我认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爱,这给⽇本外造成了很大损失。⽇本《每⽇新闻》晚版,2005年4月4⽇,转引自4月7⽇《参考消息》。 ⽇本是一个主民 家国,作为反对,主民一直在批评执政的自民。即使在一个成的主民政体中,派之间的攻讦也不总是公正的。但是,以上对小泉的批评却是可以从⽇本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小泉所缺乏的“仁爱”是⽇本从国中学习儒学过程中丢失的重要內容,非小泉一人之过。哲学史表明,中⽇儒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仁”之有无。缺少仁爱之心,这可能是⽇本易走极端的一个原因。其次则是通常所说的岛民心态。 在文化方面,⽇本⼊侵国中还源于強烈的“弑⽗情结”⽇本以弑“⽗”这一行为,来达到大和民族的文化转向,从东方转向西方。国中是⽇本的文化之源和长期的模仿对象。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本发现国中已经完全落后了,国中人被视为“低等民族”在⽇本人的潜意识中,彻底打败国中就能了断过去的缘分,转而模仿西方,完成“脫亚⼊欧”在⽇本帝国的等级制度中,为国中安排一个低的位置,⽇本就能够从过去的模仿者变成导领者,成为东亚的霸主。⽇本占领了东亚,西方家国被当作下一个“弑⽗”的对象。因为只有如此,⽇本才会认为自己进⼊了更⾼的文化等级。 每一个后发工业国都面临如何对待“西化”的问题。不仅⽇本如此,俄国、国中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并造成社会裂分。甚至在欧洲,今天也要应对全球化(或国美化)的挑战。但是,只有⽇本才成功地做到了进地否定传统,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应当超过了彼得大帝(1682-1721在位)时期的俄国。从福泽谕吉到⽩鸟库吉,⽇本的一流学者多有提倡“脫亚”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倒是⽇本这个进的向西方学习者,现在保留了更多的东方传统。而国中经历了19世纪后半叶的“体用”之争,屡遭⼊侵,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几乎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毁灭殆尽。似乎国中更擅长以渐进的手段,完成进的目的。东亚文化之“⽗”能否涅槃再生,目前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国中传统文化不能复活,东亚的古老文明将难以为继。 ⽇本仍在“脫亚⼊欧”和“脫欧返亚”之间徘徊,似乎成了弃儿。当然,⽇本有保存很好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立国之本。这说明在不太成功的弑“⽗”尝试之后,⽇本仍然没有成年,没有找到归宿。⽇本能否成功地“脫欧返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中的现代化进程。中⽇之争的深层原因是地区导领权。现在,⽇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国中,它无法接受跟随国中。一旦国中在这些领域取得和⽇本同样的成就,⽇本就别无选择。它无力摆脫地理和传统的制约。 无论国中人是否愿意承认,⽇本都是国中目前最发达、最強大的邻国,实力在国中之上。国中人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个家国,不可意气用事。如果有可能,应该像对待其他家国一样维持双边友好关系。但是,⽇本将可能成为一个威胁。在国美的支持下,⽇本正在重新武装,军队再次走向海外,并建立军事基地。此举必将改变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国中将受到更大牵制。布热津斯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前景。他在2007年说: 几乎可以断定,⽇本在不久的将来将放弃和平主义立场…如此,则⽇本必然会成为一个举⾜轻重的军事強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169页,海上 民人出版社,2008年。原著于2007年首版。 ⽇本在军事上是国美的跟班,它或者继续作为国美在东亚军事存在的一部分,或者逐渐获得立独。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两种前景都对国中构成严重威胁。他提议,应该让⽇本在扩大了的北约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把⽇本纳⼊北约的全安框架內。同时,他要求国美促进中⽇妥协,以减少中⽇对抗的风险。布热津斯基认为,也不太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中⽇妥协将导致⽇本被一个由国中实际主导该陆大、国美逐渐被排斥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所昅引。”《第二次机遇》,169页。不过,2007年舂,历史学家⼊江昭在芝加哥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本的未来就在国中主导的东亚。所以,⽇本未来地位未定,而不确定中可能潜伏着危险。 如果有必要,和平主义占上风的⽇本将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对于这一点,东亚人比西方人少了许多美好幻想。1965年初,⽇本首相佐藤荣作上任后第一次访美,先会见国美总统约翰逊,要求国美提供核保护伞,得到约翰逊的承诺。次⽇,1月13⽇,佐藤会见国美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提出,如果⽇本与国中爆发战争,国美应该从海上对国中发动核打击“从海上的话或许可以立刻使用”佐藤在1964-1972年担任⽇本首相,任期之长为⽇本罕见,可见其政治地位之巩固。他于1968年提出的“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也不允许核武器进⼊⽇本领土)成为⽇本核政策的指导原则。但国美可以将载核舰只停靠在⽇本港口。佐藤认为,如果国美从海上(⽇本领海)对国中发起核攻击,就会不违反三原则。以上內容出自⽇本外务省的常规解密文件。美联社2008年12月21⽇电,共同社12月22⽇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2月23⽇。佐藤的公众形象是一个強烈的反核者。在他任內,⽇本于1971年加⼊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本人在197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反核者、和平爱好者佐藤荣作,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核战争贩子。在一个主民 家国,政治导领人的价值选择在言行之间有如此极端的反差,极其罕见,因此特别值得世人警醒。 在佐藤访美之前不到3个月,国中于1964年10月16⽇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可能加深了佐藤对国中的担忧和不信任。但是,佐藤要求国美对国中的常规武器进攻也要尽早报复以核打击。那时的国中既没有力量对⽇本发起核攻击,更没有力量发动跨海的常规进攻。在21世纪,如果有⽇本首相鼓动国美对朝鲜实施核打击,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8年10月,⽇本航空幕僚长(空军参谋长)田⺟神俊雄发表文章《⽇本曾是略侵 家国吗?》,否认⽇本对朝鲜、国中、国美的战争是略侵。他因此被解职。同年12月23⽇,在熊本县的演讲中,田⺟神声称,自卫队99%的军官都会支持他的观点,并提出要“与国美商谈给予⽇本核弹发权事宜”这就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击、表面上最反对核武器的家国。其实“热爱和平”、“反对核武”是它的趋同文化、掩饰文化要求国民在战败后必须这样做。“爱好”、“反对”不是出自立独人格和良心呼唤,因此基很浅,如同时尚嘲流一般,很容易风飘云散。从⽇本大众对待略侵和大杀屠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痛彻⼊骨的反省,没有排斥暴行。一旦局势有变,⽇本政坛出现一位強势人物或一位煽动家,大概不难一呼百应,改变⽇本国民目前对和平的爱好。 如果⽇本不能获得邻国的谅解,它就难以在本地区发挥与它实力相应的作用。如果不能首先成为一个地区大国,⽇本就不可能成为它希望的世界大国。如果不能纳⼊东亚,而国美又将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那么,重新军事化、获得核武器是⽇本成为大国的唯一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本可能会寻求打败国中。⽇本人的格是极端的,并且常常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外人很难了解摆动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本尼迪克特描述: ⽇本人生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布摆;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新的生活方式。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受⽇本穷兵黩武之害;在20世纪后半叶,我们看到了一个恪守和平宪法的⽇本。在21世纪,⽇本将重新摆向另一个极端吗?也许。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尽管还不是显著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脫离和平宪法可能是⽇本成为“正常家国”的必要步骤。但我们不知道⽇本是否将在适当的位置停下来,不知道它是否有能力让自己在到达极端之前停下来,真正成为一个“正常家国”⽇本的历史证明它经常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正在⽇本兴起,我们必须对此保持⾜够警惕。马修斯说: 过去几年,国美把重点几乎完全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反恐战争上。这时,另一个可怕的挑战——崛起的民族主义——已经在国美最密切的盟国之一扎下来。这个新情况可能产生骇人的结果,即,兴起一个军事化的、咄咄人的、拥有核武器的⽇本,这对它的邻国将是一场噩梦。《⽇本的新民族主义》,尤金?A?马修斯,《外》2003年11/12双月刊。 因为存在着极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如果⽇本真的重新转向军国主义,国中即使⾜够強大,也未必能够阻止⽇本冒险。看一看二战史就知道了。那时,国美对⽇本有极大的优势,⽇本的决策者也很了解这一点,但仍然决定冒险开战,以偷袭开始了战争,企图一举毕其功。2002年2月,国美总统乔治?布什对⽇本国会发表演讲。他提到国美将在两岸冲突中协防湾台。⽇本议员热烈鼓掌,表现出⽇本政治界精英的反华情绪在上升。 公开的“反华情绪”⽇益成为⽇本政客中的主流。⽇本导领人正更加可能支持湾台,参拜靖国神社,呼吁采取更強硬的对华政策,包括进一步削减援助。《国中和⽇本:友谊的幌子》,本杰明?塞尔夫,《华盛顿季刊》2002-03冬季号。 新一代的⽇本人忘记了二战和暴行。⽇本政界的“反华情绪”有增无减,与国中大众的“反⽇情绪”遥相呼应,彼此促进。据报道,⽇本一位防务政策⾼级员官说:“在⽇本,我们应该与国中对抗的情绪逐渐⾼涨。”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12月11⽇。在2004年底颁布的⽇本5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国中和朝鲜被指为潜在的威胁,这是⽇本首次明确指出威胁的来源,向国中和朝鲜发出了非常強硬的信号。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预想了和国中的对抗,⽇本的军费开支却在减少。从2005年起的5年中,军费开支将下降到2330亿美元,比此前5年的平均开支下降3?7%。这反映了⽇本的预算紧张,也反应⽇本在军事上对国美的严重依赖。 国美通过改⾰战败国的政治制度,化敌为友,由此长期控制着战败国。1951年,两国签订了第一个《⽇美安保条约》。从那时起,⽇本不再是一个正常的战败国,而是在军事、外等方面受国美控制的盟友。这种关系随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而有改变。在911之前,国美已经在考虑把⽇本推向东亚政治的前台。在今后某个时期,这个议题还会重新提出。⽇本参加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是一个突破。制约⽇本重新军事化的两大阻碍,国內的和平主义情绪和国美的迟疑态度,都在消退中。⽇本国內对向海外派兵的支持率已经接近50%,⽇本为国美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提供后勤支持,并加⼊了在伊拉克的占领军。国美多年来一直敦促⽇本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以此作为对国中的制约。 ⽇本已经把“周边有事”扩展到国美受到攻击,实际上走上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道路。在未来的冲突中,⽇本已经在法律上保证了与国美一起作战,而不是仅仅提供后勤支援。在国美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之前,⽇本一定会再武装。中⽇彼此猜疑很深,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美军驻扎在⽇本可以推迟中⽇的军备竞赛。鉴于目前⽇本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都⾼于国中,因此这个推迟对国中是有利的。 俄国仍是一个虚弱的家国,它的最大资本就是核武器和能源,它会利用这些资本来维持家国地位。绕开国中的纳-霍输油管道就是一例。⽇、俄已经开始接近,为100多年来所罕见。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俄⽇关系大多数时候都处在紧张甚至敌对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苏联废除了与⽇本的中立条约,捅了⽇本“背后一刀”并占领了北海道以北的四个岛。因为“北方领土”的争端,两国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以结束战争状态。在冷战期间,⽇本是国美的伙伴,完全站在国美一边。⽇本世界第一的扫雷和反潜作战能力,是为配合国美封锁苏联太平洋海岸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仍然有用。 有史以来,东亚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一个強大的国中和一个強大的⽇本。两強并存,又彼此猜疑,对抗难以避免。对抗难以避免的另一原因,如前所述,几百年来,⽇本一直把国中作为对手。现在,⽇本从国中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胁。即使不采取強硬的对外政策,一个家国实力增強也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因为它改变了均势,也就是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和全安格局。均势的调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有得之者就有失之者。失之者必不甘心。 缺少战略传统的⽇本 ⽇本是一个缺乏战略传统的家国。这一事实为许多研究⽇本的学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本政界的一些人士所承认。在国中,李宗仁是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他与侵华⽇军打了多年的仗。他总结道,从明治维新起,⽇本就在基本国策上犯了致命错误: ⽇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服征 国中”本⾝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本目击西方列強由于略侵小民族而致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本对国中的错觉。⽇本人一向把国中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家国,他们认为国中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政民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本抗衡;再者,国中被国內的少数民族服征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満洲。満、蒙二族尚且统治国中,况⽇本乎?《李宗仁回忆录》(下),615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民人出版社,1980年。 李宗仁的这个评论是一针见⾎的。他提出了⽇本侵华的两大原因,对于⽇本来说,这两个因素是一对矛盾。⽇本本来接受的是国中文明,后来在国美的炮击之下,转而学习西方文明。在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用它后来习得的文明果实进攻它早期文明的⺟体。除了地缘政治的追求外,当时⽇本⼊侵国中,还有两种文明没有调和的因素。因此,⽇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文明的“精神裂分症”结果在中西文明的联合打击之下遭到惨败。至今,⽇本仍在“脫亚⼊欧”和“脫欧返亚”之间摇摆,这是文明的精神裂分症仍然存在的症状之一。此病症表明,至少在东亚地区,⽇本还不具备文明或文化的号召力。 国中能被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服征,却不可能被⽇本服征,首先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早期的时候,国中自成一个世界,服征了国中就是服征了世界,不再可能有外界的⼲涉。而到了⽇本侵华时期,国中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贫弱的一部分。许多強国在国中都有利益,其中包括比⽇本強大得多的国美。螳螂捕蝉,⻩雀在后。它们不可能袖手旁观,让⽇本在远东坐大。另外,古代国中人一般并不太关心哪里的人来当皇帝。而20世纪是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渊源,是一件代价极为昂贵的事情,很难持久。⽇本大大低估了国中人的抵抗意志,以至打了胜仗,占领了领土,却难以进行有效的统治。这些都是⽇本战略上的失误。李宗仁接着写道: 但是⽇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浅,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李宗仁回忆录》(下),616页。 李宗仁所说的“志大才疏”专指制定战略的领袖。在战术上,他承认⽇本将官“一丝不”、“令人生敬生畏”作为战地指挥官,李宗仁对此深有体会。虽然如此,他认为⽇本的战术优点是“小瑜不⾜以掩大瑕”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站在⽇本的立场,替他们设想了另一场侵华战争。他认为,那样的结果将对⽇本有利得多。但⽇本的战争没有战略。 战术失败有时会挽救战略失误。例如,在1930年代,⽇本关东军试探进攻苏联,和苏联远东队部时有小规模的冲突。1939年9月,在外蒙古与內蒙古界的诺门坎,苏军在朱可夫少将的指挥下,战比他们人数略多的关东军(双方都不⾜6万人)。岛国的⽇军在装备、战术上都远落后于陆地大国苏联的军队。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苏联机械化队部的打击下,一个师团、近两万⽇军被消灭。1941年4月13⽇,按照苏联提出的条件,苏、⽇在莫斯科签署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这时距德国⼊侵苏联只有两个多月。 中立条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还是个疑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本就得到了德国将要⼊侵苏联的报情,并立即开始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赞同进攻苏联的人,不仅有陆军将领,还有外相松冈洋右——他刚刚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本计划在1941年9月初对苏联发动进攻,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诺门坎一战显示了两国陆军的大巨差距,使得⽇本对苏联心存顾虑。况且,⽇本也不想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宣战,很快就出兵国中东北。⽇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本没有进攻苏联,因为它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转而南下东南亚,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本决心去挑战另一个強国国美。⽇、美之间的战略冲突化。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工业和资源方面的大巨劣势,1941年12月8⽇,⽇本偷袭珍珠港,想先下手为強,消灭国美有生力量,迫使国美讲和。这是一个灾难的战略错误。当时,国美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弱于⽇本。但是两国工业的大巨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在1941年夏天国美对⽇本实施全面贸易噤运之前,⽇本80%的石油进口依靠国美,参见《剑桥揷图战争史》,300页。1937年,国美的机动车产量是⽇本的481倍。1940年,国美的钢产量是⽇本的8?9倍,电力是19?8倍。从1941到1944年,国美的军火生产增加了9?1倍,⽇本只增加了3?1倍(见《战略缔造》,474-477页)。⽇本的工业基础不仅比国美差很多,也比它原来要攻击的苏联差很多。例如,1937年⽇本的机动车产量只有苏联的1/20。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国美是一个资源大国,而⽇本的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1940年,国美在⽇本的进口中占有36%的份额。其中,石油为总进口的3/4(或75%,与上引《剑桥揷图战争史》的数字略有出⼊),铁为80%,棉花35%,机械2/3,铜占90%(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本评论社,1983年,转引自《真相》278页)。由此可见,没有来自国美的物资,⽇本本不可能维持战争。虽然国美把作战重点放在大西洋,但仅在半年之间,太平洋海战就出现了不利于⽇本的逆转。 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可以弥补家国战略的不⾜,同时也会加深战略欠缺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战略”走得更远。对⽇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一场出⾊的战役。如果⽇本偷袭失败,国美人一定会很満意,不再过多追究。⽇本也许不会失去整个战争,至少不会遭受原弹子轰炸,可能还会保留在此前半个世纪获得的某些略侵成果。 李宗仁对⽇本决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评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对⽇本发动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虽然他逃脫了惩罚,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资料后,比克斯把战争的责任归给裕仁天皇。他发现裕仁有一个“深蒂固的习惯,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战术细节,有时却忽略了重大的问题,对于最⾼统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习惯”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304页,华新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战后期,受国美 府政委派,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本,帮助国美了解敌人的格,制定对⽇政策。她的《菊与刀》受到广泛推崇。她从“孝”的角度分析说: ⽇本的孝道和国中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现存后代)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本人缺乏菗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趣兴。与国中相比,⽇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菊与刀》,85-86页。 如果战略眼光只盯在当前的现实,就不可能投很远。没有战略,家国就没有目标。在快速变化的、动的时代,没有目标的家国是危险的。家国不应该永远摸着石头过河。 本尼迪克特说的“许多专著”应该包括⽇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余》(1901年)中写道:⽇本“至今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民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家国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余》畅销了20多万册“没有哲学”的命题在当时的⽇本引起很大争论。“哲学”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国中也沿用了他的翻译。是一个新概念,同时,⽇本还没有走出因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话未免有些偏。诋毁传统的強劲嘲流很快抵达国中,似乎非除旧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几多郞发表《善的研究》,试图把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本学界通常把这一年当作本土哲学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两个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做加减法,他似乎不能在一个源流中创新。儒、释、道等思想传⼊⽇本之后,⽇本学者更侧重发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菗象思维。这种不⾜阻碍战略文化的形成,很难在短期內弥补。 虽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后,他的哲学被当作⽇本军事扩张的理论依据。同时,德国历史哲学中受到纳粹赞赏的部分也被介绍到⽇本。一般说来,极端专制家国很难产理生论创新,专制者却一定会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来为自己服务。西田的理论有浓重的形而上学。他的书发行量很大,但还不⾜于动摇⽇本人的思维定式。只有武士道而缺少菗象思维能力,正合“有勇无谋”一词。家国战略属于“菗象思辨”的范畴,以对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及目标的把握为特征。如果目光只限于“现时现地”和“现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历史,不能展望未来,也不能理解其他民人。这是⽇本漠视它对邻国所犯罪行的深层原因,不利于⽇本拓展战略空间。 ⽇本缺乏战略,从制度层面上说,是因为没有能够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本人中,可以说找不到合乎条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围绕政治活动应付⽇常事务的政客之流,战前的⽇本可以勉強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辅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术员。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意识来自天皇。…现在许多家国认为⽇本的政治家不⾜以称为政治家,这种评价已经形成共识。森岛通夫:《透视⽇本:兴与衰的怪圈》,245-246页,国中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本经济如⽇中天,国美深感威胁。因此,国美对⽇本的研究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关于对⽇关系的烈辩论。那一段时间国美表现出的绝望和痛苦,超过了国美今天对国中的警惕。虽然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本更让国美人担心他们的霸主地位。这场辩论产生了一批从新角度审视⽇本的著作,它们的作者被称为⽇本学的“修正主义者”国美人发现,在战后经他们一手塑造的⽇本政体,和他们想象的大不相同。卡尔?凡?沃尔福兰有言:“(⽇本)通产省、大蔵省、⽇本主民、⽇本‘私营部门’都是与这些标签向国美人所显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调和的分歧?》,卡尔?凡?沃尔福兰,《家国利益》1993年秋季号。沃尔福兰是长期生活在⽇本的荷兰人。他把⽇本称为“astatelessnation”——无家国的民族。这是他的一本书的副标题。自1989年出版以来,《⽇本权力之谜:无家国民族中的民人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本学的一本经典著作。沃尔福兰并不是说,⽇本人是一个失去了故国的民族,像以⾊列复国之前的犹太人。State指政体。他是说“没有个人或集团得到授权,可以做出对⽇本所有机构都有约束力的决定,形成国全努力的一部分”《再论⽇本难题》,沃尔福兰,《外》1990秋季号。沃尔福兰是较早提出⽇本欠缺家国战略的学者之一,也是很有影响的研究⽇本的学者。中曾康弘接受了他的观点,在自己的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本是传统上就不善于制定家国战略的家国,现在仍然如此。中曾康弘:《⽇本二十一世纪的家国战略》,1页,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由于缺乏战略,⽇本总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政策。这导致了它的战败。中曾说: 关于大东亚战争后的⽇本状况,我只能说,⽇本过分受战败和国美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制定国策时大国依赖和功利強。直到今天,⽇本依然在延续这种状况,家国战略的脆弱丝毫没有改变…外国批评⽇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家国战略。《⽇本二十一世纪的家国战略》,3页。 作为⽇本前首相和实力派政客,中曾康弘试图在此书中弥补这一缺憾,但似乎并不成功。他仍在就事论事,没有家国战略所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深远目光。在这本书中,中曾康弘在多处提到他和西方导领人的会谈,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这个协议导致了⽇本经济泡沫破裂,陷⼊10多年不景气。中曾在逃避不愉快的历史。 按照沃尔福兰的观点,⽇本国没有真正的央中 府政,可以对经济和政治决策承担最终责任。⽇本的体制是不同等级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中心。⽇本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的特点是央中官僚们和企业家的伙伴关系。《论⽇本难题》,沃尔福兰,《外》1986/87冬季号。在经济起飞之后,这种官商合一的关系必然导致败腐和低效。这个特点不是在战后才形成的。小约瑟夫?奈写到: 在德国,虽然希特勒得到了军方和工业巨头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独断专行的。而在⽇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精英的协商而制定的。小约瑟夫?奈:《理解际国冲突:理论和历史》,157页,海上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这是裕仁天皇逃脫战后惩罚的原因之一。一个人的独裁可以给家国带来灾难,一小群人的专制同样可以是灾难的。虽说⽇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但这个决策层相当封闭,利益取向比较一致,各人的格也多是从众的。沃尔福兰注意到“国美有时被半开玩笑地称为⽇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对”见《再论⽇本难题》,《外》1990秋季号。由此可见国美对⽇本国內政治介⼊之深,影响力之大,同时也可见⽇本官僚机构倾向于內部达成“共识”即使在主民体制下,他们也很容易纵民意,或忽视民意。⽇本是一个非常注重权威和一致的家国,民众需要导领者替他们思考、决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团內获得庇荫,就能打开权力之门,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 不仅“外国批评⽇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家国战略”一些⽇本学者也深有同感。不过,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产生⾜够的行动能力。⽇本《外坛论》杂志社在2000年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主题是“回顾20世纪:现代⽇本的兴衰周期”牛尾治朗在会议上批评说: ⽇本尤其不习惯于大处着眼,所以它的全景观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战后的⽇本也还是这样。当要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过《⽇美安保条约》的眼镜看世界时,我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在冷战之后,每个人都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立独行动。这对⽇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阶段。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ndtable01?html? 国美并不信任它的这个盟国。《⽇美安保条约》既是⽇本的保护伞,也是国美拴住⽇本、不使它妄动的锁链。即使有这条锁链,⽇本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阶段”因为它没有外政策。战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极端的可能,而锁链的強度有限。有⽇本学者指出: 一些观察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本没有一个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外政策的东西。如果把战后⽇本外政策和在异时异地所执行的,比如这样一些导领人,帕默斯顿子爵、奥托?冯?俾斯麦、温斯顿?丘吉尔,或甚至⽇本自己的陆奥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个比较,这个评论一点也不令人惊异。《⽇本外改⾰:早该进行的政策检讨》,《外坛论》2002年秋季号。 作者把陆奥宗光看做⽇本外第一人。当年,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胁迫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在天皇拥有绝对权威的⽇本,处在一位強势首相之下,外相陆奥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间?《马关条约》是⽇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条约过于贪婪、过于咄咄人,导致了俄、德、法三国⼲涉要求⽇本归还辽东半岛,⽇俄因此恶。从此,⽇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先赢后输,在1945年战败后失去了在《马关条约》前后获得的大部分略侵成果。《马关条约》埋下了⽇本今后过度扩张和失败的种子。有鉴于此,很难说陆奥宗光是一位杰出的外家。 ⽇本与纳粹德国结盟,是因为它“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德国是世界的正统,具有统治世界的军事实力,而没有能制订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只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政策,最终遭到失败”《⽇本二十一世纪的家国战略》,3页。不过,没有战略不代表没有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占领国中,做东亚的霸主。为此目的,⽇本最终选择了跟随纳粹德国。 如今,在国美的“忠实的男仆”这一点上,⽇本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曾说:“外国批评⽇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家国战略…原因之一就是,对国美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嘲。”《⽇本二十一世纪的家国战略》,3页。把因果关系掉过来可能更接近实际:因为⽇本缺乏战略,所以对国美过分依赖。在际国政治上,中曾仍然表现出战败国、小国的心态。比如,在里访问⽇本时,⽇本出于民族自尊心,拒绝了国美“按照际国惯例”、让国美的警卫车跟在总统的座车后面的要求。为了让国美驻⽇大使放心国美总统的全安,中曾表示,在必要时“我将以自己的⾝体保卫里总统”在参加八国峰会时,中曾自比为⽇本的冠军,决心不输给里和撒切尔。各国首脑合影时的位置本来无一定之规,中曾却炫耀他和里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尔夫人离里还近”《⽇本二十一世纪的家国战略》,80-81页。以此作为向⽇本国民邀宠的资本。中曾在⽇本政界属于实力派,也算是一位有头脑的政客。他任首相时(1982-1987),⽇本经济力量正处于顶峰时期,连国美都感到惧怕。但这种小国心态只能让⽇本继续追随強国,以及国美之后的強国。当然,大国导领人炫耀与国美政要乃至媒体记者的道,这种小心眼不是⽇本一国独有。但中曾的表现似乎更接近⽇本政界的普遍状态,即缺少导领人的信心和战略眼光,而在其他家国更可能是一个特例,只是某一个不自信的导领人的失态。如果⽇本再次试图充当亚洲的导领者,过程和结果可能仍然是灾难的。因此,东亚的和平在于给⽇本指定一个它可以追随的目标,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随強国 缺乏家国战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模仿、追随強国。这是⽇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文化中有两种特别的人物:武士和艺伎。这两种人都不是立独的,都需要依附他人。他们(她们)把自己的技艺磨练得很精湛,是为了给主人(或客人)服务。艺伎逢场作戏,比武士还少了一份忠诚。因此,⽇本总是模仿強国,寻求与世界最強大的家国结盟。 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本是一个追随者,不是一个导领者。唯一的半个例外是从明治维新成功到二战战败的数十年间,⽇本企图做东亚的霸主,建立以它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本企图以霸道实现王道,依靠略侵和杀屠来建立“王道乐土”与国中传统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远。⽇本野心的来源则是西方家国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 明治维新以后,⽇本的宪法和陆军模仿德国,海军模仿英国。不过,德⽇两国关系在二次大战前并不好。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签订了《马关条约》,国中承认朝鲜立独,割让辽东半岛、湾台和澎湖诸岛给⽇本。割让辽东半岛犯侵了其他列強的利益,德国与俄国、法国⼲涉,最后⽇本不得不忍痛把辽东半岛归还给国中。这让⽇本一直耿耿于怀,埋下了两国恶的种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本攫取了德国的在华利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这又让德国愤恨不已。此外,两国的经济结构相似,都需要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它们的经济利益也是冲突的。参见陈仁霞:《中德⽇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89页,三联书店,2003年。 ⽇本在20世纪初与英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前与德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后与国美结盟。它的盟国总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家国。1902年,⽇本和英国结盟。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抑制俄国的扩张。由于⽇本的侵华战争,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同盟被废止。⽇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标,开始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本转而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因此走向与美英的对抗,速加了它的失败。“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同盟的结束使⽇本放任自流一样,《美⽇共同合作和全安条约》的终结也将动摇⽇本当前外和全安政策的支柱。”《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大使说⽇本》,219页。如果现在⽇本成为正常家国,摆脫国美的控制并拥有一支強大的军队,它仍有可能滥用武力。在前面提到的《外坛论》圆桌会上,东京大学的山內教授说: 如果我们考察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就会看到一个事实:当⽇本和英国或国美——盎格鲁-撒克逊海洋大国——在一起时,⽇本的表现就很好。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国——如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时,⽇本就衰败了。 山內只说对了一半。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本是否跟随海洋大国,而在于它所跟随家国在当时的地位。英国和国美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強国,是现有际国秩序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本与这两个家国结盟就是成为最強大家国的小伙伴,从它们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时也受它们制约。德国和意大利受到现有秩序的庒抑,是挑战者。它们的挑战方式不是和平的,它们的地位都是未定的。由于⽇本缺乏制定家国战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极端。另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战争狂人。他们对⽇本不断发起战争的影响很大。 在德国似乎蒸蒸⽇上的时候,1936年11月25⽇,两国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德⽇防共协定》(《反共产际国协定》)。这个协议主要是针对苏联的,对苏联形成了东西两面夹击的态势。此后,德⽇关系⽇趋密切,而中德关系急转直下。德国撤走了在国中的军事顾问,停止销售武器——有点像1950年代末对国中“背信弃义”的苏联。1940年6月,德国占领巴黎。在⽇本“欧洲战争,以及德国1940年舂夏展开的闪电战所引起的际国狂改变了一切。一股非常明显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开始蔓延。”《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267页。因为德国取得了胜利,在三年的协商之后,1940年9月27⽇,⽇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协定。三国约定,在受到非欧洲战争或⽇中冲突参加国的攻击时,他们彼此之间应该运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手段互相援助。因为签署了这个条约,⽇本耗费巨资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的最后写道: 现在⽇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注视,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家国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并显示其对战争如何能作出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家国也失败了,⽇本将证明,它汲取了一项教训,即帝国主义的略侵企图绝不是到达荣誉之路。《菊与刀》,218页。 ⽇本走向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它可资模仿的对象,目前就是国美。国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最大优势就体现在军事上。因此,如果今后⽇本在外中更多地倚重军事力量,将不会令人惊讶。但是,国中和韩国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积贫积弱;甚至朝鲜,在军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从这一点看,亚洲陆大不会再次惑⽇本发动略侵。 东亚的历史问题 ⽇本的“脫亚”有一个过程。在戊戌年(1898年),⽇本首相大隈重信发表“保支论”他声称,为了报答儒汉化之恩,⽇本有义务抵挡西方的⼊侵,以便让支那(国中)有充分的时间自強。这些话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本仍然站在亚洲的立场上。在10多年后,可能是⽇本对国中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对自己的信心增強了,大隈重信于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向袁世凯府政提出了“二十一条”这些要求被认为是企图呑并国中。 同样在1898年1月,⽇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发表了关于全球爆发种族战争的预想。他敦促⽇本与同种结成联盟,为⻩⽩人种的大对决做好准备。他的长子近卫文麿继任为贵族院议长,后来在1937-1941年间三次出任⽇本首相,积极推动对华作战。⽇本加⼊欧洲、企图服征亚洲的转变是在20世纪初完成的。略侵者的理论据是种族冲突,这个理论在今天看当然是错误的,在当时却是对西方政策的合理反应。⽩种人严重歧视有⾊人种,这种歧视在1960年代的国美仍是合法的。20世纪初⽇本面临一个选择:与国中一起对抗西方,或与西方一起瓜分国中。⽇本选择了后者,最后,企图独呑国中。在⽇本看来,国中实在提不起来,没有资格成为⽇本的伙伴。 ⽇本有占领国中的框架政策,在学校和军队中为略侵做准备,但没有明确的战略和⽇程表。在1938年以前,⽇本侵华一般是由军队中的进派推动的,在事成之后得到军部和天皇的默许。这种鼓励的态度又刺他们采取下一步进行动。和德国不同,⽇本没有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对发动战争承担最后责任的人。战争期间內阁多次换届,內阁总理中有因不赞同略侵方案而下台者,但战争仍继续进行。战后,最⾼权威天皇逃脫了惩罚。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杀屠”对于南京大杀屠,⽇本人的观点可以分为三派:虚构派、中间派和大杀屠派。其中虚构派的人数最多,他们认为受害者总数从0到40或50不等。但他们大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无论是在英语学界还是在汉语学界,都没有人支持虚构派;中间派承认有杀戮,但他们接受的被害者总数只有数千到两万不等,大卫?阿斯纠把他们大都归⼊虚构派;大杀屠派人数最少,他们认为被害者总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大多数人接受的数字是12万。见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关系。⽇军略侵 国中的战争伴随着大量针对平民的暴行。他们在华北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731”队部在东北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军轰炸重庆开了全世界空袭平民的先河——⽇本遭受核打击就是一个后果。“南京大杀屠”已经远远超出了南京的范围,成为⽇军在华所有暴行的象征。⽇军在南京杀屠的具体人数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虽然统计数据非常重要,但战中的杀屠永远也不会有准确的统计,更何况被害者已经不再说话,杀人者也很少有人认罪。我们必须记住,大杀屠不属于统计学的范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把大杀屠简化为统计学的争论,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对未来暴行的放纵。任何否认南京大杀屠的企图一旦在⽇本得势,必将对中⽇两国的未来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本人否认南京大杀屠,这与他们掩盖谋杀张作霖是一样的。1928年6月4⽇,在河本大作陆军大佐的带领下,⽇本关东军的一些军官炸死了军阀张作霖,然后嫁祸于中军国人。在了解了真相之后,⽇本內阁决定隐瞒事实“断言公开真相将伤害皇室,恶化中⽇关系,侵害⽇本在国中的特权。此外,內阁也不愿意在议会上对事件承担责任”《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146页…这是⽇本“聇感文化”的特点。他们在意的是别人的观感,而不是罪恶本⾝。因此,犯罪之后最重要的是掩饰罪恶。恢复名誉的体面手段是否认罪行,而不是真诚地反省忏悔。如果掩饰不成,他们会恼羞成怒,迁怒于受害者。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一幕在⽇本重演。 ⽇本政治导领人参拜靖国神社远远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问题,它已经成为⽇本否认战争暴行的象征。⽇本军人把国中人当作“低等民族”而大量杀屠。略侵与杀屠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可以因宽容而被放置一边,或在“学术”争论中被中立化。它更多地是一个“良心问题”、“责任问题”一个民族可以暂时回避历史,但永远不能回避良心,永远不能回避责任。良心和责任对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约束力,不仅仅对⽇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杀了是非、善恶的区别。这与佛教教义是不一样的。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有条件的,赎罪需要忏悔、行善,并不能一死了之,否则会堕⼊地狱,来世也不得好报。在⽇本文化中“忏悔”很少。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恶,那么作恶时就不会畏惧。“羞聇”感是现世道德对恶行的约束,是容易抵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否认罪恶。这正是⽇本采取的手段。 国中反对⽇本府政⾼官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涉⽇本內政。而是因为它所崇奉的家国神道、所供奉的战犯,曾给国中带来过大巨的灾难。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天皇实行独裁,府政“废佛毁释”独尊神道教。它将家国作为唯一的神来供奉,政教一体。靖国神社始建于1869年,与⽇本传统相违背,靖国神社并没有体现“死者平等”它是有选择的,只有为天皇战死者才能进⼊靖国神社。死于战争的⽇本平民没有资格进⼊靖国神社。那些被⽇本军人杀害的其他家国的人更不在靖国神社祭奠之列。家国神道是和⽇本扩张同步开始的,从建立起到今天,靖国神社一直是⽇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和精神寄托。尽管天皇在战后公开否认了自己的神,靖国神社仍然以诸天皇为中心,为他们的战死者招魂。《不能用生死观为小泉参拜开脫》,国中现代际国关系研究院⽇本所,霍建岗,《参考消息》2004年11月30⽇第15版。 二战后期,德国首都柏林被盟军攻占,国土被美、苏、英、法四个家国划区占领。挑起战争的希特勒已经杀自,代表德国投降的人并不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盟国对德国的清算是彻底的、无情的。但⽇本与德国完全不同。它在盟军踏上领土之前投降,府政机构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天皇及以下员官因投降而受到善待;占领军只有国美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需要⽇本作为反共前沿阵地。因此,⽇本的战争责任和战争暴行没有受到认真的追究。 从慰安妇问题上可以看出,⽇本人服膺的仍是“強权”而非“公理”⽇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任之后说,慰安妇都是自愿的,不存在⽇本府政強征的事实。国中和韩国对此都非常生气,但安倍坚持他的观点,不为所动——直到国美国会有可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本就此问题道歉。2007年3月11⽇,安倍再次重申了⽇本在1993年对慰安妇的道歉。路透社报道“国中的严厉批评可能会使⽇本选民感到生气。但是让⽇本的亲密全安盟国——国美生气可能会损害安倍的形象”这里说的“⽇本”是⽇本的全体选民,而非某些政客。安倍迫于国美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本国选民的庒力,对⽇本在亚洲強征慰安妇之事道歉,并非由于他承认这一事实。路透社的这条新闻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当亚洲各国府政批评⽇本时,没有人在意,但是当《纽约时报》报道此事时,他们就得作出反应。他们担心国美精英生气。”路透社东京2007年3月11⽇电。转引自《参考消息》3月12⽇第一版。⽇本人只服从強者,不服从事实。慰安妇事件再明确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本否认南京大杀屠,以及济南大杀屠…等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至今⽇本不能直面战争暴行,无力摆脫靖国神社的影,无法和邻国达成彻底的谅解。且不论道德上的得失,在战略上,这显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和韩国不同,⽇本并无強敌庒境,而且拥有先进的海、空军,却把外建立在美⽇军事同盟的基础之上。虽然德国同为战败国,同样有国美的驻军,却可以采取与国美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够反对国美⼊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问题上采取和国美不同的政策。这在⽇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间,国中的历史是落后挨打的历史。究其原因,国中的愚昧、败腐和內固然是罪魁祸首。但是,外来⼲涉也对国中的发展起到了大巨的破坏作用。在这105年中,国中的內与外患是相辅相成的,两次现代化努力都毁于⽇本略侵。晚清持续50余年的洋务运动毁于甲午战争。在北洋时期,⽇本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继承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国民统中一国前后,⽇本先后发动济南事变(1928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海上事件(1932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先是制造事端,步步紧,然后大举进攻,再次打断了国中的现代化进程。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时,国中晚了一步,此后步伐缓慢,于是步步落后于⽇本,处处受制于⽇本。因落后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后,形成了一个恶循环。 ⽇本在1945年投降后很快就投⼊建设,而国中则陷⼊內战。內战是因⽇本⼊侵而中断的早期国共內战的继续。国民被赶到湾台岛后,陆大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命”的近20年內和灾难,在1979年重新开始现代化建设,至今进展还算顺利。中⽇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但国中仍远远落后于⽇本。国中落后的起点在19世纪后半叶的改⾰迟缓。 东亚的和解道路 ⽇本学习太快也并非没有坏处,因为它没有睁开眼看清自己的道路。到了19世纪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扩张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本急匆匆地跳上了这辆将要倾覆的彩车,且一发而不可收,结果为世界带来了灾难。至今⽇本仍不能正视这场灾难。 ⽇本的略侵战争持续了10多年,夺去了大约2000万亚洲民人的生命和6万多西方盟军的生命。其中国中人超过一半,还不包括此前死在⽇本人手中的国中人。⽇本人也因战争死亡了310万。《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3页。在付出如此大巨的生命代价和其他许多重大的代价之后,世人并不知道是谁发起了这场战争,谁是战争的元凶。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彻底清算不同。在⽇本,没有一个人是元凶,每一个人都是在执行命令,却不知道是谁的命令。他们都可以声称不承担责任,而⽇本的最⾼权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则被塑造成一个和平爱好者。 既然⽇本人都是爱好和平的,而战争又的确爆发了,那只能说明⽇本被迫应战。⽇本人认为,国美对⽇本的石油噤运是⽇本对美开战的原因之一;东南亚的大多数家国那时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本还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这些都是借口。1990年代末开始的⽇本经济不景气持续了10多年,这与⽇本官方极力掩饰政治、经济、金融结构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关系。这些只是內部问题。⽇本在对外政策中掩饰就更正常了,尤其在略侵、残杀这样的问题上。这种鸵鸟政策大概就是所谓的“聇感文化”吧。 对付这个问题有一些办法。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是“慎独”的修养,在法家则是严刑重罚,在民间信仰中是“头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则为恶人准备了地狱。在现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监督力度。对于⽇本人,大概是现代际国政治文明更有用处。 ⽇本是否接受战败的历史,不再向战犯致敬,还与国中是否強大,能否赢得⽇本的尊重有很大关系。鉴于这一点,中⽇的最终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牵涉到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国中仅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本是不够的。即使到了那时,国中的人均收⼊也只有⽇本的1/10,因为国中的人口是⽇本的10倍。仅此一项就不⾜以改变国中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说两国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本不能改变轻视国中的态度,国中人就不可能改变反⽇情绪。 在争执的背后还有国中对现状的不満和⽇本对未来的担心。国中有可能在今后数年內超过⽇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人对国中的心态有点像1980年代国美人对⽇本的心态。⽇本人的格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明确说出他们的担心。历史与现实的织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国美《时代》有过一篇封面文章:《国中和⽇本:我们能谈吗?》《时代》杂志2004年11月29⽇。,副题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误解之后,亚洲大国仍在挣扎着把过去留在⾝后》。文章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后,⽇本青年正目睹一场他们认为是剧烈的权力转移,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动力(更不用提军事实力)正在不可阻挡地从东京转向京北。然而,尽管他们承认国中是21世纪的上升力量,许多人讨厌他们所说的国中坚持让他们对问题做出代,他们相信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就应该被放进历史之中。 一个事件是否被放进历史,取决于它对“现在”有没有直接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本的略侵和暴行还没有成为历史。国中人的历史纵深感要比⽇本人強一些,不仅存于“现存者”之间。何况这段历史还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本导领人仍在参拜靖国神社,向战犯致敬。如果⽇本人把他们的战犯“放进历史之中”他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历史。出于际国政治的考虑,国中曾经给予⽇本太多的宽容,错过了让⽇本认真道歉的最好机会。国中开始认真追究⽇本的战争责任,已经是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南京大杀屠等⽇军在华暴行已经过去了60余年,受害者和目击者都在急剧减少。由于以前缺乏第一手资料的收集,许多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再现,给否认者留下了机会。 ⽇本总是要摆脫不利的事实。1932年12月⽝养毅担任⽇本首相,他公开拒绝际国联盟就⽇本占领満洲提出的劝告,宣称⽇本将“摆脫辩解外”比克斯注意到“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本外史上不断重提的说法”《真相:裕仁天皇和侵华战争》,171页。现在⽇本坚持的“摆脫道歉外”和战前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是,⽇本在“摆脫”之后的走向也将一致吗?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中曾康弘在1986年参拜靖国神社。此后陆续有首相向战犯致意。他们不能不引起怀疑和愤怒。在另一方面,⽇本总会有一些学者和老兵反对否认暴行的观点。有些人采取“工具理”的治学态度,不偏不倚,有些还站在理解国中的立场上。如大杀屠派学者井上清,老兵东史郞。对⽇本的走向极端,他们是一个有力的牵制。他们的存在表明了⽇本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即使他们受到威胁。虽然右翼势力在上升,但良心与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在2002年,国中有人提出了在历史问题上妥协的“对⽇新思维”终于在众人喊打之下无疾而终。两国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违,国中无法绕过历史问题处理中⽇关系。如果⽇本导领人继续否认历史,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中⽇就像是两辆重载卡车,在一条线路上相向行驶,总有一天会发生击撞。 因为历史的缘故,以及⽇本官方对待历史的态度的缘故,大多数国中人厌恶甚至仇视⽇本。这些厌恶和仇视确有扎实的事实据,国中人难以摆脫。但是,仇恨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应该让仇恨蒙蔽我们的双眼。在厌恶和仇恨之中生活只能伤害自己。我们的目标是生活得更美好,而这个“生活”不仅仅是个人的⽇常生活,还包括家国的富強,文明的昌盛,以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所以,国中需要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审视⽇本,并考虑把⽇本纳⼊国中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体系之內,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无论是在种族还是在文化上,⽇本无疑是和国中最接近的少数几个家国之一。这个事实本来可以拉近中⽇之间的距离,双方的流应该相对容易一些。但⽇本的略侵破坏了“中⽇亲善”如果⽇本能够改善和国中的关系,甚至更多地帮助国中发展,⽇本在将来东亚的地位会更加巩固。⽇本只能依附于一个大国。在国中強大之前,⽇本将继续依附国美。中⽇关系的实质改善将出现在国中整体实力明显超过⽇本之后。那时,国中民众可能会宽容一些,较少受到现实的⼲扰。他们对⽇本过去的略侵暴行会心平气和一些,能够接受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在既成事实面前,⽇本也可能放弃它在看国中时的紧张和轻视,考虑重新回归亚洲,接受一个強大的国中,就像它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那样。只有在⽇本成为本地区第二位的家国之后,⽇本才有可能认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错误。 2007年有过一次和解事件。巴布亚新几內亚的食人族的后代向斐济府政道歉。报道说: 8月15⽇,巴布亚新几內亚食人族的后代为祖辈吃掉斐济传教士的行为道歉。和解仪式在巴布亚新几內亚东部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市举行,巴布亚新几內亚总督保莱阿斯?马塔內、斐济府政代表和数百名民众出席了和解仪式。 1878年4月,斐济一名员官和3名传教士在巴布亚新几內亚加泽尔半岛被当地部落杀死并吃掉。此后,英国传教士乔治?布朗指挥并参与了“惩罚”行动,杀死多人并烧毁了几个部落村庄,他的行为引起澳大利亚等地宗教组织的強烈议抗。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2007年8月16⽇报道,华新社次⽇转发。 从吃人事件发生到道歉与和解仪式,中间相隔了129年。可见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在炎热嘲的巴布亚新几內亚,估计没有任何一人的寿命超过129岁。所以“⽇本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在战后出生”不能成为⽇本回避忍残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的借口。如果⽇本能够与东亚家国举行这样一次和解仪式,对⽇本、对东亚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国中可以有条件地支持⽇本成为一个正常家国,这符合国中的利益。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本获得的权力大多以国美的损失为代价,因为国美在纵、控制着⽇本的外和军事。此外,这样做也许还可以削弱⽇本右翼的号召力。毕竟,改变战败国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题。 中⽇需要和解。在国中一方,和解依赖一个多元社会的建立。国中人对⽇本的愤怒和不満必须得到宣怈,受害者(尽管在世者已经很少了)必须得到补偿。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谅解,使愤怒得到缓解。任何以庒制民众情绪为前提而达成的和解是没有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从长远来看,⽇本比国中更需要和解,因为它是施害者,将来还可能是弱者。⽇本一再挑起国中人的痛苦记忆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为和解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战争及暴行的分歧问题上,西方在中⽇之争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本一边。原因不大说得出口,不过是蔑视国中的政治制度而已。这对西方(主要是英美)来说是非常短视的,英美有一天或许会纠正这个错误,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为在二战中,它们也是⽇本的敌人。这和它们为了给苏联难堪而对纳粹德国的暴行视而不见没有区别。 ⽇本应该是东亚经济、全安合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它在历史上就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继续依附国美,依靠国美提供的全安保障。在⽇本获得更多的外和军事自主权之后,显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和目标,不会完全追随国美。它会成为国美更平等的伙伴,在两国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更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第二是争取成为东亚地区的导领者。这将和国中形成竞争的态势。当国美不再有实力控制东亚之后,最好的结果就是制造鹬蚌相争的局面,以坐收渔人之利。然而,作为一个偏于一隅的岛国,⽇本很难承担起地区的导领责任。⽇本在1895-1945年之间50年的尝试彻底失败,给本地区带来了大巨的灾难。第三是融⼊以国中为龙头的地区一体化之中。从中⽇1000多年来的关系和两国人口、面积的差距来看,这种结果的可能很大。它将是历史模式的再现,但前提是国中稳定地发展,走向自由、主民和繁荣,有能力团结本地区各国集体走向自由、主民和繁荣。如果国中做不到这一点,东亚就仍将是散的。⽇本还有第四个选择,即孤立。这将使⽇本边缘化,丧失影响力。所以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对一些人来说,数落别人的缺点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个行为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引开了对自己的批评。作为一个和⽇本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家国,我们应该从⽇本看到许多引以为戒的东西。和一个世纪前的⽇本类似,国中也正在经历家国的崛起,面临与当初⽇本类似的选择。不同的是,国中的崛起只是一次复兴,是以深厚而长久的历史为基础的。历史纵深感有助于国中把握未来的方向,减少家国战略的可能失误。这种失误曾把⽇本和德国带⼊了灾难的战争——当时它们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业化方面,⽇本也有许多国中可资借鉴的经验。从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国中一直倾力发展重工业,在补“洋务运动”开始的、因为战一直没有完成的一课。这一课⽇本在20世纪初已经大致完成了(1904-1905年⽇本战胜俄国,标志着它成为新兴工业国)。正是这一课的缺失,使国中成为⽇本军事扩张的最大受害者。此后,在整个冷战期间,国中先后与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时与它们对抗。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国中是失大于得;而⽇本则是冷战(包括朝鲜战争)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人感叹:“冷战结束了,⽇本赢了。”这个有利因素是国中所不具备的。但是,在此期间,国中仍打下了重工业基础。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为起点(1951年⽇本结束美军占领,1953年国中结束战争状态),国中的工业化进程也比⽇本晚。如果以1951年作为⽇本战后工业复兴的起点,国中以1978年的改⾰开放为起点(当然,双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础),国中现代工业的起步时间至少比⽇本落后25-30年。如果不考虑这个时间差距,国中的发展速度和轨迹和⽇本多有相似之处。现在,⽇本“失去的10年”已经有20年了。作为后起工业国,国中可以汲取⽇本的很多教训——特别是在府政与企业的关系上——以避免陷⼊长期不景气的覆辙。这个覆辙是国中无法承受的。 简而言之,⽇本不具备地区导领能力。如果处理得当,⽇本不太可能对这一地区造成大的危害。一个富裕、安详和正常的⽇本符合所有家国的利益。⽇本可以做另一个欧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选择发展军事力量,与周围家国抗衡。⽇本将处在又一个“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上,确定它下一个要跟随的家国,或者自己争取做地区导领者。在中期內,⽇本仍将跟随国美,因为国美仍将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亚洲也没有做好接受它的准备,而且由于难以调和的历史问题和它的长期不景气,⽇本的地区影响力在持续下降。国中的“強大”目前还只是体现在潜力和活力上,但经济的规模和质量还落后于⽇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为诸国效法的对象。中⽇之间目前的纠纷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WwW.niL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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