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路沉浮 王跃文论官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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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小说网 > 都市小说 > 官路沉浮 作者:同舟共济 书号:42729 | 更新时间:2017/10/19 |
王跃文论官场小说 | |
(摘录自/s/blog_) 一、关于官场小说的概念 我没有能力定义或廓清这个概念,而是想就这个概念的某些暧昧意味谈点看法。评论界和新闻媒体一直在有关官场和政治题材的小说概念上纠,试图找到一种更具学术意义,又能为官方认可的说法。作家们也似乎在回避某种东西,愿意或不愿意被叫做某类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政治文化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官场小说,有的作家愿意自己的小说被叫做反腐小说,有的不愿意贴任何标签。我分析评论界也好,媒体也好,作家们也好,在此类小说概念上的考量、游移或取舍,大抵缘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上的原因。官场小说没有被赋予学术上的相应地位,或者说还没有被定义为某种堂皇的概念。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鲁迅先生《国中小说史略》中关于黑幕小说、谴责小说的批评,所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蔵锋。”这是鲁迅先生对清末民初官场小说的评价,几乎是否定的。这是对其艺术价值上的否定。而对官场小说內容上的否定,鲁迅先生认为“官场伎俩,本小异而大同”此类小说也没有多大意思“仅⾜供闲散者的谈笔之资而已。”而通常人们把清末民初的官场小说同今天的官场小说看成源流关系,因而也就评价不⾼。二是政治上的原因。官场小说容易触及现实敏感问题,很为当局警惕。人们在正式场合谈及官场小说,似乎也有些讳莫如深。这个原因不必多说。我敬仰鲁迅先生,他对清末民初官场小说的评价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并不能拿这种评价来概括当前的官场小说。现在的官场小说,在总体艺术成就上比清末民初要⾼些,这是我的判断;而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我认为目前的官场小说,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非清末民初可比。当今国中,政治或官场对社会生活和国民生活的渗透、控制和影响,超过任何时代。过去还有宁静的远离政治和官场的乡村,现在没有;过去还有远离政治和官场的隐士⾼人,现在没有;过去还有可以不问政治和官场的生活,现在没有。府政空前強大,古人讲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过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现在却真是如此。如果文学需要实真而深刻地反映当今社会,就离开不了对官场的反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作家们没必要躲躲闪闪,如果需要贴标签,不妨承认反映政治和官场的小说,就叫官场小说。这掉不了价。相反,温文尔雅地叫什么政治文化小说,添上文化二字也添不了什么油彩。要紧的是把小说写好。至于文学理论界爱怎么说,那是文艺批评家们的事,作家完全可以不对此负责。做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们,有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我们表示尊重。但可以不以为然。比方他们考证的一百多年来官场小说的源流关系,其实就是在一种想当然的理论框架里自说自话,未必就是事实。总体意义上做研究下判断,似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放在个体作家⾝上,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二、关于官场小说的意义 我觉得人们对官场小说的认识普遍存在局限,认为官场小说无非就是反映官场那些事儿,胆子再大些无非是碰碰现行体制方面的某些问题。我认为其实不然。真正好的官场小说,除了可以全面深刻地反映当今国中社会的现实,实际上还反映了国中普遍的国民问题。 目前的官场小说,其显著特点就是其批判。这不是作家故作姿态或故意同现实对抗,而是生活本⾝使然。官场是现实生活中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地方,写官场而只有莺歌燕舞,肯定是粉饰太平的伪现实主义。但是,官场小说所批判的,并不仅仅是官场,而是普遍的国民问题。 所谓国民是个老话题,说起来并不新鲜。但是,关于国民的批判,我并不认为是个过时的话题。国中人的国民是很有问题的,这在官场或同官场相关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反映出来。比方在对待**问题上,官场中人一边抨击**,一边忙着搞**;老百姓既痛恨**,又宽容甚至羡慕**;没权时痛骂**,有权时自己马上**。可以说,官场中很多问题,不仅仅是体制或时代的原因,也是国民固有的劣的原因;换言之,很多问题并不仅仅是官场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或全体国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源远流长,从来如此,仍将如此。不久前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因接受**案调查而杀自,就在社会上引发很多相关讨论。最強烈的声音就是:为什么国中那么多的大贪官很少杀自?因为他们没有羞聇感!国中固然也偶尔有杀自的贪官,但他们往往不是因为羞聇而杀自,他们要么是为了逃脫罪责,要么是为了保护同,要么仅仅因为感到自己前程无望,要么是因为迫而不得不杀自,有的也许还是“被杀自”没有羞聇感,这是很多国中人⾝上存在的问题。贪官窃取非分之财,比小偷小摸可聇可恨千万倍,但国中人普遍认为宁做大贪污犯,不做小偷小摸,似乎大贪比小偷体面和⾼级。一个员官贪污,肯定全家人都知道。很多员官出了问题,往往全家都是同案犯。但一家人可以毫无廉聇地处在一起,齐心协力⼲着卑鄙勾当,非国中人做不到。 国中人的道德界限是模糊的、游移的、善变的,严格说来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感。菗象地说,国中人都承认滥用权力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这种权力滥用对自己或家人、朋友有利,就被认为是顾家、豪慡、义气,这时候滥用权力而谋私的人则有了很好的道德形象。一人得道,⽝升天,不光是国中人心目中的人之常情,而且具有道德上的光环。相反,如果一个人手握大权而铁面无私,不给三亲六眷和朋友们带来好处,则被认为是六亲不认的⽩眼狼,只顾自己往上爬而不肯给朋友帮忙的自私小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不会得道,发达不了。蝇营狗苟,沆瀣一气,要坏大家一起坏,才能走大运。目前国中民间也好,学术界也好,有很多声音在鼓噪,尤其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一种盲目自大和自豪的民族情绪在急剧膨。但是,我听不一种声音是自省的、自我批判的。国中人不解决自己⾝上的国民劣,于民族本⾝的发展,或于全人类的发展,都不是好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场小说应当在国民批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换个角度来思考,国中人所谓的国民问题,很多又是人的普遍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在国中人⾝上更突出一些而已。所以说,官场小说也具有人批判(不仅仅是国民批判)的普遍意义。 三、关于官场小说的实真实真是小说创作的命子,这似乎是无容置疑的。我想从十年前自己碰到的问题谈起。我的小说《国画》出版迄今为止整整十年,当时我受到的责难就是某位⾼层导领说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这种批评的话外之音,就是说我的小说没有实真地反映生活。而所谓的不实真,就是说我的小说夸大了生活的暗面和消极面。我从来没有同意过这种批评。事实上,我的所有小说都未能原原本本地实真地再现生活中的暗面和消极面。我甚至也并不认为小说必须把生活中的恶的东西不打折扣地、残酷地反映出来,才是实真的文学。这一点,我们可以探讨。 鲁迅先生曾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国中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又说“国中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还说“国中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先生的这些话,今天似乎并不过时。我们可以自省一下自己的勇气到底有多少。当代官场小说之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多少反映了现实官场中某些实真,这些实真官场之外的人无缘窥见,⾝在官场中的人又讳莫如深,官场小说因此多少有些“揭秘”的因素。但官场小说到底反映出了多少官场实真,到底能反映出多少实真,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些官场小说备受诟病,就是说它过多地渲染了生活的暗面。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的官场小说离真正揭露生活的实真,真正通过官场透视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国民劣,真正深⼊剖析官场中人的异化和缺失,还有相当的距离,还远远做得不够。事实上,我们笔下所能写出的,远远少于和肤浅于我们所看到和悟到的;而我们能够看到的和悟到的,又远远少于和肤浅于官场中、生活中实真存在的。实真的暗面不仅远远超过我们的见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正视现实中的恶,睁着眼睛看清楚,本⾝就需要大巨的勇气,因为看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生活的信仰和信念。正视了,又能把它客观艺术地形诸于笔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更是一种勇气和挑战。由于人本⾝的弱点,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勇气彻底面对生活的实真的。人之恶在生活的任何空间都在释放,我们往往有意无意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自觉地闭目塞听而屏蔽掉很多恶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顾虑,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自己讳、为现实环境讳、为教化影响讳,等等。不光是人们的胆量和价值观等遇到挑战,而且生存本能也需要我们如此。人们需要有乐观精神,多看光明和温暖,不然我们的生活就是人间地狱,我们会丧失生活的勇气。 坦率地说,我就没有这个勇气。我做不到毫无顾忌地写出我对生活的实真思考和认识,这一方面是客观写作环境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有对自⾝利害的权衡,也有自我保护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常常有意识不去看,不去想,知道真相就在那里,就是那样,我也不敢、不忍去看。然而我又清楚地知道,小说,无论是不是官场小说,对生活实真反映的深度,对人、对民族文化心理的透视深度,对生活本质的表现深度,是决定作品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标准。所以我认为,官场小说真正要做到反映生活的实真,是需要大勇气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正视淋漓的鲜⾎,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当代官场小说的很大一部分,看似在揭露和批判现实,其实还是在伪饰现实。 关于官场小说的实真,我总的看法是:我们在文学中可以忽略掉有些恶,但不应该向恶妥协;文学应该呼唤光明和温暖,但文学绝不能奉上虚假的光明和温暖。 四、关于官场小说的艺术 我们必须承认,人们对官场小说有所微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人指为艺术不够。我们作家们可以不服气,但人家这么批评总有其理由。据我观察,艺术上存在的差距,也许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艺术创新不够。写官场小说的作家,多是现实主义作家,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对现实的观察、分析和批判上,不太注意在艺术创新上花更多的功夫。 二是现代不够。现代是个一句话说不清的概念,我这里指的是官场小说的作家们多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习惯、思想观念思考和评判生活,屏蔽了某些现代眼光。包括有些作家思想资源贫乏,仅仅在好与坏、善与恶、清廉与贪腐等表面问题上逗圈子。 三是简单地处理生活。这又大致表现为三种倾向:一种是貌似还原生活,所写小说看上去非常实真,尤其对生活负面的提示可谓针针见⾎,但这类小说太流于生活现象的实录,缺乏艺术提炼和深⼊思考。一种倾向是“配方式”写作。这是我发明的一种说法,就是为了表现所谓人物或人的复杂,在好人⾝上加点坏,在坏人⾝上加点好,而不顾艺术规律本⾝的需要。这本质上同过去的⾼大全写作一样,又是一种新的概念化写作。三是新式⾼大全写作。这种小说往往生硬地把人物分成好人和坏人,非常地脸谱化,里面的好人好比神仙下凡,不食人间烟火。(凤凰联动举办政经小说笔会,此为本人发言提纲) WwW.NiL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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