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 第八章 拗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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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小说网 > 综合其它 > 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 书号:42350 | 更新时间:2017/10/5 |
第八章 拗相公 | |
一場政治風暴現在刮起來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會把宋室焚毀。這場風暴始于國家資本主義者,人稱之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對派之間的一次鬥爭。王安石的反對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賢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氣氛中拔耀培養、留做領導國政的一代人才。我們需要了解那次政爭的質,因為那種朋黨之爭籠罩了蘇東坡的一生。 中國最早的通俗文學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預示中國小說的來臨,是一個短篇小說,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說集,新近才發現,這⾜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學之中,他便以其外號為人所知了。那場政爭的悲劇之發生,就由于一個人個上的缺點,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願承認自己犯錯。朋友對王安石的反對,只增強了他貫徹他那政策的決心。有人告訴我們,說個堅強是一種重要的美德,但是卻需要予以精確的說明:就是說堅強的個是用去做什麼事。王安石很可能還記得學生時代曾聽見一個平常的格言,說"決心"為成功的秘訣,自己卻把固執當做那種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時,他在文學界是以"三不⾜"為人所知的。"三不⾜"就是"天命不⾜畏,眾言不⾜從,祖宗之法不⾜用。"這是蘇東坡贈與他的標誌。 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對,朋友方面,或是敵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說動皇帝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要把他的計畫進行到底。這就暗示他要壓制一般的反對意見,尤其是諫官的話,諫官的職責本來就是批評朝廷的政策和行動,並充當輿論與朝廷之間的橋樑。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好府政必然是"廣開言路",而壞府政則不然。所以開始論到新政之后,自然爭論迅即湧向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批評與異議的自由。這次戰,宰相王安石贏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國官員分成了兩個陣營,陷于朋黨之爭,直到宋朝滅亡而后已。幾年之后,變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兩派的裂痕則演變愈甚,其后果亦更加嚴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爭,成了"流俗"與"通變"之爭,這兩個名稱在當代文學裏曾多次出現,而王安石亦最喜愛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與王安石持異議者,王安石皆稱之為"流俗"派,而他與其同黨則稱之為"通變"派。王安石攻擊批評者,說惡意阻撓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對派則攻擊他,說他"視民間清論為流俗,視異己者為腐敗。"劉摯則稱:"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王安石這位宰相排斥反對他的禦史之時,反對派對他更重要攻擊的,是他"鉗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評府政。 中國府政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黨治的組織,使之具有大家公認的權力,也有當政黨與反對黨大家公認的責任。沒有計票、舉手、表示是否,或其他確定公眾意見的方法。中國人在集會時,只是討論問題,然后同意某一決定。在原則與實際上,對府政政策之批評,府政不但容許,亦且予以鼓勵。敵方可推翻內閣,或中而退去。每有朋黨之爭,習慣上是將反對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職。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時,府政頗著盛名的領導人物如范仲淹與歐陽修,都曾貶謫至外地,暫時退居低位,后來又回京得勢。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派當權,則另一派退避。 朝內的爭論在宋朝演變得越發烈,是由于宋朝的府政組織制度的特殊所致,因為宋朝對宰相的職權沒有明確的規定,內閣很像個國會,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權。府政由複雜拙笨的連鎖機構組成,功能的界限重複,最后決定的大權仍然在皇帝手中。當時所謂宰相,只是個際上的稱呼而已,實際名稱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許有兩位副宰相。一般組織如下:戶部(財政)完全獨立,直接對皇帝負責。禦史台獨立,其他各機構,只供作贈予空銜之用。通常,宰相兼中書省侍郞與門下省侍郞。三省各侍郞和樞密院大尉構成知院,稱為"知政"。后來,神宗銳予改變,意在簡化此一組織制度,權責區劃較為分明。門下省司研討命令,中書省(宰相府)司發佈,尚書省司執行。但是紛亂與權責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個參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權進行變法計畫,與呂惠卿、曾布私下決定一切。這自然是在神宗駕前和各知政易于發生爭論。主要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青苗貸款法,一是禦史的言論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幹練有才之士,人數之眾,幾乎構成了全體;另一方面,只有一個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無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陰險而詭詐。為了便于參考,並免于許多人名的累贅,下一表內列有政爭中較重要之人名,以見雙方之陣容: 當權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萬丈的皇帝) 曾布(活躍的政客) 呂惠卿(聲名藉狼,后出賣王安石) 李定(⺟喪不奔,后彈劾蘇東坡) 鄧紹(兩面人,先后服侍呂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與鄧紹一同彈劾蘇東坡) 王霧(王安石之子) 謝景溫(王安石姻親)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諄(后為蘇東坡敵人) 呂嘉問(王安石手下的貿易霸主) 反對派 司馬光(反對派之首,大史學家) 韓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呂晦(第一個發動攻擊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趙護 文彥伯(老好人) 張方平 范鎮(元老重臣,蘇家"叔伯"輩好友) 歐陽修 蘇東坡 蘇子由(東坡之弟) 范仲淹(偉人) 孫覺(⾼俊,易怒,東坡密友) 李察(矮壯,東坡密友) 劉恕(火爆,東坡至) 呂公著(美髯,曾與王安石為友) 韓維(出自世家,曾為王安石好友) 王安禮(王安石弟) 王安國 劉摯(獨立批評者,后與東坡為敵) 蘇頌 宋敏求熙甯中三學士 李大臨 其他禦史 鄭俠(負重任之宮廷門吏,王安石因他而敗) 此一極不平衡的陣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噤納悶王安石化友為敵的才氣,以及神宗寵用王安石所付代價之大,因為所有對新政持異議者皆遭撤職,罷官議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罷斥王安石、呂惠卿、鄧緒等諸人。他的強國夢破滅了,只落得統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說知人善任為"神"聖的降勝,"神"宗這個溢號,他是當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劇是在于他自己並不任情放縱,也不腐敗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張的國家資本計畫那麼進、那麼極端的制度付諸實施,必得不顧別人的反對。也許這就是他隱退以待時機如此之久的緣故。他有一個幻象,而他的所作所為,都以實現這個光輝燦爛的幻象為依歸,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榮的國家,而是富強具有威力的國家,向南向北,都要開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擴張發展,一如漢唐兩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應天命成此大業之人。但是在后世的歷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應天命的人,無一不動人幾分感傷——永遠是個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自己的美夢發展擴張,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虛無飄渺之中。 王安石輕視所有那些"流俗"之輩,不但與那些忠厚長者大臣一等人疏遠起來,就連自己的莫逆之如韓維、呂公著也斷絕了來往。我們還記得神宗尚⾝為太子之時,是韓維使太子對王安石傾心器重的。等這些朋友對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異議時,他毫不遲疑,立刻把他們貶謫出京。他既陷于孤立無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勝職"之輩,而這些人只是對他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實際上利用他以遂其私。三個劣跡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鄧縮。李定隱瞞⺟喪不報,以免辭官,退而居喪返裏,在儒教社會中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為后人所知,是他說了一句名言:"笑駡由他笑駡,好官我自為之。"但是王安石的兩個巨奷大惡的后盾人物,則是兩個極端活躍、富有險謀才幹又極具說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呂惠卿,尤以呂惠卿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賣了。王安石八年政權終于崩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王安石出賣了皇帝,皇帝出賣了民人。"在呂惠卿以極卑鄙的手段公佈王安石的私信,以離間他和皇帝之時,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寫"福建子"三個字數次,用以發洩心中的憤怒,因為出賣他的這個朋友呂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敗之后,蘇東坡一天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爭害迫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以為藉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用以偵察批評朝政的特務機構成立的。 此外,相反兩派的領袖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不同,不能相與,但皆系真誠虔敬潔⾝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歐陽修則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傳有曖昧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吳氏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進見時,王安石驚問道:"怎麼回事?" 女人回答說:"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爺。" 王安石又問:"你是誰?"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軍中主管一船官麥,不幸沉船,官麥盡失。我們家產賣盡,不⾜以還官債,所以奴家丈夫賣掉奴家好湊⾜錢數兒。" 王安石又問:"把你賣了多少錢?" "九百緡。"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婦人隨同丈夫回去。告訴她丈夫不必退錢。 這種情形司馬光也曾遇見過。因為他在勉強之下納了一個妾。他年輕時曾官居通判,而子未能生育兒子。太守夫人贈送他一妾,司馬光不理不睬。子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一天她告訴那個侍姬等她自己離家之后,打扮妥當,夜間到老爺書房去。司馬光看見那一女子在他書房中出現,他驚問道:"夫人不在,你膽敢來此?速去!"隨即讓她離去。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對金錢絕不重視。他做宰相時,一領到俸祿,就給弟兄們,任憑他們花費。 司馬光,道德才智,當代罕見其匹,由始至終是光風累月懷,爭理不爭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火不相容。當代一個批評家曾說:"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為相,司馬光必除新政始允為樞密副使。" 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其為人所崇敬,不僅與范仲淹齊名,他還是包羅萬有的一部中國史《至五代北資治通鑒》的作者。這部書全書二百九十四卷,附錄考異三十卷,學富識⾼,文筆精練,為史書中之北斗,后世史學著作之規範。初稿《長編》多于成書數倍。他寫作此書時,一直孜孜不懈,每⽇抄寫,積稿十尺,最后全稿裝滿兩間屋子。此空前巨著費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爭論的問題,是青苗貸款法。在制置三司條例司研討數月之后,青苗法終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九月公佈。朝廷出派四十一位專使大員,到各省去督導實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顯示官家款項並不能如預先之估計可由民人自行貸出。專使所面臨之問題即是:徑行還京陳明使命未能達成,抑或勉強民人將款貸去而回京稟報新政成功。官家願將款項借予富戶,以其抵押較為可靠,但富戶並不特別需要借款。貧戶急須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無還債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辦法,按民人之財力,自富至貧,將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貧戶太貧,實在無力借款,只有富戶可借——這正是現代銀行財務事業的基本特。官方要做到貧戶確能歸還貸款,于是使貧戶之富有鄰居為之做保。一個特使向京都的報告中說:官方把貸款與貧戶時,貧戶"喜極而泣"。另一個特使,不願強民借貸,回京報告大不相同。禦史彈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說他強民借貸,大違朝廷之本意。王安石親自到禦史台對諸禦史說:"你們意何為?你們彈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卻對辦事不力者默不作聲。" 韓琦那時駐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撫使,親眼看到了青苗貸款法實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這若與蘇東坡的火爆發作相比,韓琦的奏摺可以說是顧慮周詳,措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個極具才幹、功在國家的退職宰相的手筆。在奏摺上他說,甚至⾚貧之民也有分擔的款額,富有之家則要求認捐更多。所謂青苗貸款也分配給城市居民負擔,也分配給地主和"壟斷剝削者",須知這兩種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滅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進一筆錢,短短數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論朝廷如何分辯,說貸款與民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韓琦指出,縱然阻止強迫貸款,要力行自願貸款,並無實際用處,因為富戶不肯借,窮人願借,但無抵押;最后仍須保人還債。同時,督察貸款的特使急于取悅于朝中當權者,低級官吏又不敢明言,韓琦說,他自思⾝為國家老臣,勢不得不將真相奏明皇帝。他請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復故有的常平倉制。 和王安石討論韓琦的奏摺時,皇帝說:"韓琦乃國之忠臣,雖然為官在外,對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為青苗貸款法會有利于百姓,沒料到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貸款只用于鄉村,為何也在城市推銷?"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麼害處?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貸款,為什麼不借給他們?" 于是韓琦和朝廷之間,奏批往返甚久,這位退位的宰相,明確指出漢朝所一度實行的國家資本制度的影響,那樣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國庫而供皇帝窮兵繳武,並不⾜以言富國之道。 這就動搖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開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請病假。司馬光在提到王安石請病假時說:"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大臣等討論此一情勢,趙扡當時還擁護王安石,當時主張等王安石銷假再說。那天晚上閣員曾公亮派他兒子把政局有變的情形去告訴王安石,告訴他要趕快銷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銷假,又出現在朝廷之上,勸皇帝說反對派仍然是力圖阻撓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出派兩個太監到外地視察回報。兩個太監也深知利害,回報時說青苗法甚得民心,並無強迫銷售情事。老臣文彥博反對說:"韓琦三朝為相,陛下乃信太監之言而不信韓琦嗎?"但是皇帝竟堅信自己親自出派之使者,決心貫徹新政。幾名愚蠢無知毫不負責的查報人員,不知自己說的幾句話,竟會對國家大事發生了影響,這種情形何時是了!倘若那幾個閹宦還有男子漢的剛強之氣,這時肯向皇帝據實回奏,宋朝的國運還會有所改變。他們只是找皇帝愛聽的話說,等時局變化,談論"土地改⾰"已不再新鮮,他們也羞臊的一言不發了。 司馬光,範鎮,還有蘇東坡三個人並肩作戰。司馬光原對王安石頗為器重,他自己當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問他對王安石的看法。他說:"百姓批評王安石虛偽,也許言之過甚,但他確是不切實際,剛愎自用。"不過,他的確和王安石的親信小人呂惠卿在給皇帝上歷史課時,發生了一次烈的爭辯,甚至需要皇帝來打斷,要他二人平靜下去。司馬光既然反對他的政策,王安石開始厭惡他。王安石請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時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馬光充任副樞密使。司馬光謝絕不就,他說他個人的官位無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廢止新政。司馬光九次上奏摺。皇帝回答說: "朕曾命卿任樞密使,主管軍事。卿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斷談論與軍事無關之事?" 司馬光回奏稱:"但臣迄未接此軍職。臣在門下省一⽇,即當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銷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鞏固,他把司馬光降為制法。範鎮拒發新命,皇帝見范鎮如此抗命,皇帝乃親手把詔命予司馬光。范鎮因此請辭門下省職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複相位,韓琦乃辭河北安撫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準。蘇東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話要說,而且非說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直率,是斷然無疑的。那時,他只三十二歲,任職史館,官卑職小,且只限于執筆為文,與行政毫無關係。他給皇帝上奏摺兩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兩次奏摺都是洋洋灑灑,包羅無限,雄辯滔滔,直言無隱。猶如現代報上偶爾出現的好社論文章一樣,立即喚起了全國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摺上,一開首就向青苗法攻擊。他告訴皇上全國人已在反對皇上,並說千萬不可憑藉權力壓制民人。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話說: "百姓⾜,君孰與不⾜?…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鐵?抑富國鐵? 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壇也。"他又警告皇帝說: "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並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今陛下舂秋鼎盛,天賜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臣君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貿然夜行,而僕夫又從后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襪馬,以待東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軌之道,其未晚也。" 蘇東坡又警告皇帝說,若以為用專斷的威權必能壓制百姓,則誠屬大錯。多少官吏已然降級或⾰職,甚至有恢復⾁刑之說。他接著又說: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者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后,而士猶之。今陛下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洱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爾,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噤,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欽,天下幾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眾,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臣不知所說駕矣。詩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逞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蘇軾上對"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動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禦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嚇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極端而廣泛的經濟政策,而是他對膽敢批評他的禦史,憑他狂妄的習慣,一律撤職。于是批評朝政之權受到了摧殘,府政組織的基礎受到了破壞,這樣就觸動了政體最敏感部分。官場全體為之大驚失⾊,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開始背棄他。 單以排除禦史台的異己一事,就⾜以削弱對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領袖的紛萌退意。在中國,監察機構是朝廷一個歷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輿論時時對當政的政權予以控制或批評。在一個好府政裏,監察機構必須能隨時對皇帝進冷言,向皇帝反映輿論,這種重要是不可忽視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監察機構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責任,禦史如對當權者做強有力的攻擊,可以把一個政權推翻。這種監察作用,在府政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變動,不過其方法並未明確予以規定,其作用與現代的新聞輿論大致相似。古代此種制度之異于今⽇者,就是此等監察機構及其反對權,並無明文規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傳統上認為明主賢君應當寬宏納諫;至于皇帝重視他那明主賢君的名譽與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禦史降級、懲處、磨折,甚至全家殺害。有些皇帝確是如此。⾝為禦史者在個人毫無法律保障之下,卻要盡職責向朝廷與皇帝進諫規勸,處境是既難又險。但是像現代,總有對公眾抱有責任感的新聞雜誌編輯,不惜冒監噤死亡之險而向極權政權挑戰的,在過去也總有禦史受⽪⾁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脅,而盡其于民人之職責。尤其在東漢與明朝兩代,當時有禦史,寫好彈劾奷相的本章,自料必死無疑,在本章呈遞與皇帝之前,先行自縊⾝死。這些禦史正如武士之上戰場,前仆后繼。好皇帝自己愛惜名譽,對于這等禦史的處理頗為慎重,因此甚獲美譽而得人望,但是惡人當政則急于塞禦史之口,正如現代之專制暴君,總以鉗制報章雜誌之口為急務。 王安石當政之始,元老重臣對他頗寄厚望。現在禦史中丞呂晦向王安石發出了第一彈,說他:"執琊見,不通物情。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連司馬光都深感意外。在呂晦同司馬光去給皇帝講解經典之時,呂晦向司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從袖子裏把那件彈劾表章給司馬光看。 司馬光說:"吾等焉能為力?他深得人望。" 呂晦大驚道:"你也這麼說!" 呂晦遭受⾰職,于是排除異己開始了。 現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爭變成了熊熊之勢。有一婦人,企圖謀殺丈夫,但僅僅使她丈夫受傷而未克致命。此一婦人曾承認有謀殺之意,當時有個⾼官對處治之刑罰表示異議。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餘,未能定案。司馬光要以一種方式判決,王安石要另一種方式,而且堅持己見,皇帝的聖旨對此案的處刑亦有所指示。但是禦史劉恕則拒不同意,要求再審,禦史如此要求,亦屬常事。另一禦史對王安石的意見不服,王安石則令他自己的一個親信彈劾劉恕。這樣一來,一場爭鬥,便化暗為明。 禦史台則群情動。問題現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盡責呢?還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幾位禦史乃聯名上書彈劾王安石,請求罷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將此數人投諸監獄而后快。司馬光與範純仁認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對待禦史,最后六個禦史遭貶滴至邊遠外縣充任酒監。一見情形如此,範純仁起而應戰。他要求貶滴禦史之成命必須撤回,結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個要倒下去的是蘇東坡的弟弟蘇子由。他一直就反對青苗法和市易法。兩個月之后,忠厚長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辭職歸隱,臨去警告說,在任何政治鬥爭中,正人君子必敗,而小人必占上風,因為正人君子為道義而爭,而小人則為權力而爭,結果雙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壞人得權。他預言國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國家行將大亂矣。 朝廷之上,現在是一片騷亂。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七月實行市易法,九月實行青苗法。數月之后,眾人對當權者的意見,由期待而懷疑,由懷疑而惑,由惑而憤怒恐懼。 現在情勢變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與四月,禦史台大規模遭受整肅,隨即大規模佈置上新人。隨后倒下的兩個禦史,都是王安石個人的朋友,都曾助他獲得政權,王安石也是倚為聲援的。⾝材頎長,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孫覺,他也是蘇東坡畢生的友人,曾經向王安石發動論爭,因為王安石堅稱周朝的錢幣機構,曾經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錢借給民人,他對此說表示反對。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調查為什麼當時盛傳朝廷強迫貸款與農人,甚至在京輜一帶也傳聞如此。孫覺回到京師,老老實實報告確有強迫銷售情事。王安石認為他這是出賣朋友——所以孫覺也被⾰職。更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呂公著的案子。呂公著是宰相之子,學識淵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呂公著在文學上同享盛名,同為儒林所敬佩。呂公著曾説明王安石位登權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禦史中丞,作為回報。現在呂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議中,文字未免過于辛辣,使王安石大為不快,在文中他問:"昔⽇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豈昔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親擬罷斥呂公著的詔書,用字措辭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無常的特。在二人好之⽇,王安石曾向皇帝說:"呂公著之才將來必為宰相。"而今他把呂公著比做了堯舜時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與之疏遠的原因,就是在同一個月內,王安石派了兩個劣跡昭彰的小人進⼊禦史台,去填補他排擠出來的空缺。他之派李定為全權禦史,在禦史台引起了群情憤。李定既沒考中科舉,也沒有為官的其他必要資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隱瞞⽗喪不守喪禮一事。在中國人心目中,這簡直是敗德下流至于禽獸。王安石把他升到那麼崇⾼的地位,只是因為自鄉間來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法極受民人歡,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薦,好向皇上陳奏。這件事使禦史們怒不可遏。同時,王安石又把親戚謝景溫升為禦史。謝為求升發,把自己的妹妹嫁與王安石的弟弟。有三個禦史反對朝廷的此一任命詔書,三個人一起丟官。其餘的禦史對此事還照舊堅持。張請求將三個禦史官復原職,並罷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與呂惠卿。在張到中書省去催辦此一案件時,他發現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聽他敍述,自己則一言不發,用扇子掩著嘴,一味大笑。 張說:"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國老百姓笑你的正多著呢。" 這時另一位遭到犧牲的禦史是程瀕,他是宋朝理學家"二程"之中的兄長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經與王安石合作。現在他也到中書省為那同一個案子向王安石爭論。王安石剛看了他的奏摺,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氣難消。這位理學大家以頗有修養的風度對他說:"老朋友,你看,我們討論的不是個人私事或家事;我們討論的是國事。難道不能平心靜氣說話嗎?"從儒家的道德修養看,王安石覺得很丟臉,很難為情。 一個月的光景,禦史台的清除異己便已告完成。連前年所罷黜的那六個禦史在內,王安石清除的禦史一共達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禦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宮中的諫官。司馬光向皇帝曾經痛陳利害。只有三個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呂惠卿,贊成新政,朝廷百官無不反對他們三個人。"難道皇上就只用這三個人組織朝廷?就用這三個人治理國家嗎?"韓琦和張方平已在二月告老還鄉,司馬光對樞密使一職拒而不受,當月也遭貶降,範鎮已經大怒而去。在九月,舉棋不定的趙懷,他這位內閣大臣,一度想討好這群新貴,現在決定辭職。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體為小,而噤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數月之后,年老信命毫無火氣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勢歸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為由,在極不愉快之下,請求去職,其實多少也是受批評不過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職,在整個府政中其權位凜乎不可犯侵。次年九月,歐陽修辭去朝廷一切職位,退隱林泉。 蘇東坡現在寫他那上神宗皇帝萬言書,準備罷官而去。他和司馬光、範鎮曾經並肩作戰,但是司馬光與範鎮已經在憤怒厭惡之下辭去官職。范鎮后來和蘇東坡有了親戚關係,他曾在前兩朝任職于中書省。其人雖然外貌看來肥胖鬆軟,個之強,則不讓鋼鐵。在去職之時,他在辭呈上說:"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大臣用殘民之術。"在早朝之時,皇帝將此奏摺與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臉立刻煞⽩。當時在附近的幾個人說曾看見王安石拿著此奏摺在手,手氣得發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馬光被派到外地陝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戀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誠懇但有時很嚴肅認真的討論新法,書信來往凡三次之后,才與他完全決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為官,皇帝數次告訴其他大臣說,只要司馬光在⾝邊,他不會犯什麼大錯。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馬光都予謝絕。他的話早已說夠,皇帝若不肯察納忠言而中止騎此剛愎的蠻驢奔赴毀滅之途,則他的本分已盡。在他決定辭去一切官職退隱林下之時,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寫給皇上說: "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淚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惠。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后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範鎮同,則乞依範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從現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駕崩這段期間,司馬光要避門不出,傾其全力繼續九年前即已開始的歷史巨著的寫作。后來,神宗皇帝罷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馬光回朝主政,司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廢除新法嗎?由此看來,這兩個極端相異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絲毫不變動而且不可能變動的。可是在隨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馬光也臥病重,那時他以宰相的地位發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為人並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死后朝廷應以優禮葬之。" 蘇東坡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甚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也表示其個人之氣質與風格,其機智學問與大無畏的精神,都顯然可見。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互出現。有時悲傷譏刺,苛酷的批評,坦⽩直率,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引證經史,以暢其義。為文工巧而真誠,言出⾜以動人,深情隱憂,因事而現。在正月蒙皇帝召見之時,皇帝曾稱讚那篇《議學校貢舉狀》,並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即認真遵辦。那是他最后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民人之擁護。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說: 書⽇:"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禦六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雕,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禦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主民政治體制,系表現于黨派間政見之歧異。蘇東坡如生于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主民。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主民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我從未發現主民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蘇東坡接著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在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后,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萎之余,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人私,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物議沸騰,怨磋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歷代府政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宣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奷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台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奷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奷臣之始,以台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戈取之而不⾜…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綱紀,孰大于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刑之說。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罰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這些殘忍的刑罰在第二世紀之后,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于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當時謠傳之甚,與⽇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后人疑其盜;人必好⾊也,而后人疑其… 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遠至四川,謠言漫天飛,黎民怨怒,聲如鼎沸,甚至深遠至山區,酒亦屬于專賣;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沒收其財產,官兵的糧們都遭減低。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余輩,求利之器也。驅鷹大而赴林教,語人⽇"我非獵也",不如放鷹⽝而獸自習馴。罔答而⼊江湖,語人⽇"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蘇東坡相信皇帝會看得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他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背向不難判斷。在數度對新政的指責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 蘇東坡上書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書。皇帝已臨時下一詔書,嚴噤強銷青苗貸款,但是卻沒打算廢止此等全部措施。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正如一個偷雞賊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只偷一隻雞。后來使情形惡化的,是蘇東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內,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專任管仲而罷;燕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這怒了王安石。 蘇東坡立遭罷黜。正如他所預期,雖然皇帝對他的忠言至為嘉許,王安石的群小之輩會捏造藉口,陷他于糾紛之中。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並購買傢俱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蘇東坡也許真買了不少傢俱瓷器,但並不違法。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搜獲,如有所獲,必然帶回京師了。 蘇東坡的內弟,那時住在四川,蘇東坡有信給他,信裏說:"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某為權率所嫉久矣。然搶拾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司馬光回洛陽之前在京都時,皇帝對他說: "似乎蘇軾人品欠佳,卿對他評價過⾼。" 司馬光回答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陛下知道謝景溫為安石親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動而起。再者,雖然蘇東坡並非完美無疵,他不比隱秘⺟喪不報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嗎?" 按蘇東坡的政績說,他而今應當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與謝景溫反對,使之任附近一縣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動,任命他為風景秀麗的杭州太守。蘇東坡對禦史的彈劾不屑于置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任憑官方調查,自己攜眷徑赴杭州上任去了。 Www.NilxS.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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