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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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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流小说网 > 历史小说 > 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书号:42268 | 更新时间:2017/9/29 |
| 自序 | |
|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作者的署名为RayHuang，1981年国美耶鲁大学出版。初稿是用英文写的，写成后，出于向国內读者求教之忱，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并作某些修改润⾊。 我对明史感觉趣兴，说来话长。1959年，我在密支  大学历史系读书，选定了“明代的漕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研究过程花了5年。论文完成后，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乃开始收集材料，撰写“TaxationandGovernmentalFinancein16thCenturyMing-China”一书。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133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除此而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內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7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结论从材料中来。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中的若⼲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缚。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 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国全税收总额过⾼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16世纪末，国全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的20%。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10%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的9%，去苏州不远的溧  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1～5%之间。以总额而言，17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500万，税收每年竟达700万英镑，折合约银2000余万两，和人口为30倍的国中大体相埒。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本原因不在家国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败腐和府政的低能。家国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国中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央中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国全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全安。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国中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民人纳税实物不⼊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菗派若⼲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国全一体施行。这一办法之脫离实际，窒碍难通，自不待言而自明，于是只好虎头蛇尾，销声匿迹。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內的  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行银业、险保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脫节。万历二十年（1592），京北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款，总数则不出⽩银2000两。与此相似，国全布満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国中在世界范围內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国中科学技术史》的工作，历时一年，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向李公学习。上述看法，我们已写为“TheNatureofChineseSociety:ATechnicalInterpretation”一文，曾在罗马和港香两处发表。李公1974年4月30⽇在港香演讲，也以此文为讲稿，后节译为中文，刊载于港香的《七十年代》杂志。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国中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摸dity） 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人私。人私资本积累愈多，它 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国中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人私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全安之累。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中外治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细阅全文，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即以一锭银而论，也不⾜以购买织机，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实则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不満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试。 如是等等的问题，其症结到底何在，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笔者以为，国中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満。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纟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的制度已至山穷⽔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上述前提之下，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就难免有与国內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之处。例如万历皇帝，历来均以为昏庸，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因为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地方府政的一些形态。有关16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沈榜的《宛署杂记》所载，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相形之下，海瑞的遗墨，涉及当⽇地方府政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当然，问题还远不止此，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何以岛国⽇本可以犯侵 国中而国中却不能远征⽇本？何以当⽇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国中还在修筑万里长城？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偏偏屡遭排挤？这些具体问题，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笔者写作此书时，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书中所提出的答案，均属一得之见，敬请读者批语指正。 国中的过去，噤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本书论述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16世纪的历史而发的。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启示。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国中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嘲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国中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內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30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30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隔膜更多。幸经国中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又承华中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其有创意遣辞方面 本 的不妥，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又，廖沫沙史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为本书生⾊不少。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仁宇 1981年1月于国美 Wｗw.NｉlxS.C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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