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军前一天，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军营里，我看到一个意大利‮兵民‬，他站在军官的桌子前。

　　他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彪悍的年轻人，大约二十五六岁，有一头微微泛红的金发和宽阔有力的肩膀。他的尖顶⽪帽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一只眼睛。他站着，侧面对着我，下巴挨着口，正皱着眉头，惑地盯着那位军官摊在桌上的一幅地图。他脸上有某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拥有这样一张面孔的男人，可以为了朋友去杀人，或者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不愿引起别人注意的神情你有可能会在一个无‮府政‬主义者的脸上看到，尽管他很可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张脸上既有率直的一面，也有凶狠的一面，还有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对他们认为比自己有文化的人的可怜的敬重。很明显，他看不懂这张地图；同样明显的是，他把能看懂地图视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本领。我很难弄明⽩这究竟是为什么，我几乎从未见过什么人——任何人——我是说，对这样一个人，我立刻产生了好感。在他们围在桌边谈话时，大概某句话提到了我是个外国人，这位意大利人抬起了他的头，很快地说道：

　　“意大利人？”

　　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答道：“不是，英国人。你呢？”

　　“意大利人。”

　　在我准备离去时，他从房间那头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的力气很大。奇怪，人们竟会对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精神在瞬间跨越了语言和传统的障碍，心心相印，一见如故。我希望他喜我，就像我喜他那样。但我也知道，要保持我这第一印象，我必须不再见到他；且不说，我确实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在西班牙，一个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接触。

　　我所以提到这个意大利‮兵民‬，是因为他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制服褴褛，一张焦躁、愁苦的脸，对我而言，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特殊气氛，同我对战争年代的印象关系密切——巴塞罗那的红旗，満载⾐着褴褛的士兵驶向前线的破烂不堪的火车，那些沿着战线铺开的经历了战争洗礼的灰⾊市镇，群山中泥泞的、冰冷的战壕。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距我写下这些文字还不到七个月，但这段时期已经渐行渐远，遥不可及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发生的事件将一九三五年或一九〇五年发生的事件都掩盖了，这件小事则更是被完全湮没了。我来到西班牙，初衷是写一些新闻报道，但我几乎立刻就加⼊了‮兵民‬组织，因为在那个时期和那种氛围下，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无‮府政‬主义者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加泰罗尼亚，⾰命仍然处于⾼嘲之中。对于任何一个从⾰命伊始就在那里的人来说，甚至在当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命时期似乎就要结束了。但是对一个直接从英格兰前来的人而言，巴塞罗那看起来既令人吃惊，又无法抗拒。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无论何种规模的建筑都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屋顶上都揷着红旗或无‮府政‬主义者的红黑两⾊旗；每一面墙上都随意地涂画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命名称的首字⺟缩写；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清洗过，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一帮帮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鞋的儿童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和黑⾊。服务员和巡视员*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同志”、“你”说Salud！，而非‘Buenosdías’。自从普里莫？德里维拉****（Pri摸deRivera）的时代以来法律就规定不允许收取小费。我对此的第一次经历是，我试图给一位电梯管理员小费，可受到了‮店酒‬经理的告诫。没有‮人私‬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通工具，都被漆成红⾊和黑⾊。⾰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和蓝⾊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抢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广告招贴画，就像是一些胡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拉姆拉斯南面，宽阔的主大街上聚集了庞大的人群，人们不时地来回走动。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命歌曲，直至深夜。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和外国人，这里本没有穿着考究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穿着耝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兵民‬制服。所有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本不喜，但我立即就认为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国‬，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了，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富裕的资产阶级潜伏着，暂时把自己装扮成‮产无‬者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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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百货商店中从事监督店员、协助顾客等工作。——译者

　　**意指大、老（附在长者姓上以区别两个同名的人）。——译者

　　***西班牙人用于男子名字前面的尊称，意即先生、老爷。——译者

　　****西班牙将军和政治人物，1923年9月至1930年1月的独裁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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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战争的罪恶气氛。这个城市看起来既灰暗不堪又极不整洁，公路和建筑物几乎无人维护。为防空袭，夜晚的街道昏暗无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旧，几乎空空如也。⾁类奇缺，牛简直难觅踪迹，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匮乏，更为严重的是面包供不应求。在这一时期，购买面包者排成的队伍常常达数百码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里的‮民人‬是満⾜的和充満希望的。这里没人‮业失‬，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仍然极其低廉；你很难看到极端贫困的人，除了流浪汉之外，也很难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对⾰命和未来的信念，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理发店里贴着的无‮府政‬主义者的通告（大部分理发师都是无‮府政‬主义者）庄严宣布，理发师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张贴着彩⾊的海报，呼吁废除娼制度，让女从良。“讲英语的民族向来冷漠自大，对于来自这个文明的人而言，”这些空想的西班牙人采用这种毫无新意的⾰命措辞显得十分可怜。在那段时间里，有好多印刷有最天真的⾰命歌曲的活页在街头出售，其內容几乎都是颂扬‮产无‬阶级兄弟情谊和声讨墨索里尼的琊恶的，每份只需几个生丁*。我时常看到一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兵民‬，购买这种歌曲活页，艰难地拼读上面的单词，当他悉歌词之后，就开始按曲谱的调子哼唱起来。

　　这段时间我呆在列宁军营，表面上是接受上‮场战‬前的培训。早在我刚参加‮兵民‬组织的时候，我就被告知将在第二天开赴‮场战‬，但事实上我一直在等待，直到一个新的百人队（100个士兵为一个百人队）被组建起来。在战争开始之际，工会就匆忙组建了由工人组成的‮兵民‬组织，但这些工人都还没有来得及以最常规的军队编制原则加以组建。只是大致上划分为：小分队，大约三十个人；百人队，一百个人；纵队，实际上是指任何一个数量较大的人群。列宁军营是由一些用石头建造的华丽的建筑物组成的，其中包括一个骑术学校和许多用鹅卵石铺成的庭院，这里曾经是一座骑兵营房，七月⾰命期间**被⾰命者夺取。这里有很多马厩，我所在的百人队晚上就在其中一个马厩中歇息。在石制马槽下面，依然铭刻着骑兵突击队员的名字。所有的马匹虽然都已被征送前线，但到处仍然弥漫着马尿和腐烂燕麦的气味。我已经在这个兵营待了一个星期，我能记得的主要是马匹留下的气味，震耳聋的军号声（我们所有的军号手都是业余的——我第一次听到的西班牙军号声来自法西斯阵地）、钉有平头钉的靴子在兵营里发出的“嗒嗒”声，在冬⽇清晨黯淡的光下长时间地列队行进，野蛮的⾜球比赛，在骑术学校的遍地沙砾上，对阵的双方，各有五十个人。这座兵营里大约有一千个男人，除了负责烧饭的‮兵民‬的子外，还有二十多个女人。这里也有在‮兵民‬
‮队部‬服役的女人，尽管人数并不多。在早期的战斗中，女与男一起肩并肩地战斗，这是必然的。在⾰命时期，这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这种观念已经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在女兵练的时候，男兵必须被隔离在马术学校之外，因为这些男兵会嘲笑女兵，使她们分心。在几个月之前，一个女人手里握着决无任何可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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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生丁=1比塞塔。——译者

　　**指1936年7月18⽇佛朗哥政变时，民众的反抗运动。——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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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兵营都是一片污秽和混的景象，‮兵民‬对他们占领的每一栋建筑都作了改造，这看起来是⾰命的一个副产品。每一处角落都会碰上成堆的被毁坏的家具，破烂不堪的旧马鞍，铜质的骑兵头盔，空空的马刀刀鞘，以及正在腐烂的食物。对食物，特别是面包的浪费非常可怕。仅仅在我的兵营宿舍里，每一餐都会扔掉一篮子面包，这是非常可聇的，因为市民正面临着严重的面包短缺。我们在长长的案板桌子上吃饭，锡制的餐具上満是⽇久年深的油垢，还得喝一种盛在该死的叫做porron里的酒。porron是一种（长颈）玻璃瓶，瓶上有一个细细的瓶嘴，不论何时，只要你倾斜酒瓶，就会从瓶嘴里噴出一道细细的酒注来。这样，即使你离得老远也能喝到酒，无须用嘴巴接触瓶嘴，它还可以在人们的手中互相传递。在我的眼中，这玩意儿乍看起来太像夜壶了，特别是当它装満⽩酒的时候。

　　按照程序，要给征募的新兵分发制服，因为这是在西班牙，每一件事情都会变得很琐碎，所以不能确定谁已经收到了什么，我们所需要的许多的西，诸如带和‮弹子‬盒，不到最后一刻，即火车已在等着把我们载往前线的时候，是不会发下来的。我曾说到的军队“制服”这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印象。确切地说，这不是制服。也许用“多用衫”这个词来形容会显得更合适。每个人的⾐服设计款式大致都是一样的，但却没有任何两件⾐服完全相同。每一个军队里的人几乎都穿着灯心绒的及膝，但在那里，这种统一被破坏了。有人打着⽪绑腿，有人穿着灯心绒子和长统橡胶靴，还有人既打着⽪绑腿又穿⾼统靴。每个人都穿着带拉链的夹克衫，但有人穿的夹克是⽪质的，另一些人穿的是羊⽑的，什么颜⾊都有。帽子的样式就和他们的穿着一样五花八门。通常他们会在帽子的前方别上一枚章，此外，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脖子上系上一条红的或红黑相间的手帕。在那个时候，一支‮兵民‬队伍看起来就是一群非常奇怪的乌合之众。考虑到当时的环境，相对来说这些⾐服的用了并不差，但它们都好象是这家或那家工厂匆匆忙忙地赶制出来的。衬衫和短袜是破烂的棉织品，在抵御严寒方面几乎完全不起作用。我真不愿意去想，在凡事都有条理之前，那些‮兵民‬该如何度过这较早的几个月。我突然想起，大约在两个月之前的一份报纸上，P。O。U。M。*的一位‮导领‬者在参观了前线之后，提出他将尽力做到“每个‮兵民‬都有一条毯子”如果你在战壕里睡过觉的话，这可是一句令你战栗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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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PartidoObrerodeUnificacionMarxista），下称“马统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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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兵营的第二天，开始出现了被戏称为“指示”的东西。一开始，场面得可怕。他们大多是从巴塞罗那的穷街陋巷招募来的男孩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充満了⾰命的热情，却全然不知战争意味着什么。即使想让他们站成一条直线也是不可能的。本不存在什么纪律，如果一个人不喜某项指令，他就会走出队伍，向长官大声咆哮。指挥我们的陆军上尉是一个结实的、没有经验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以前是正规军队的军官，就他整洁的仪容和崭新的制服来看，现在看起来也依然像个正规军队的军官。最奇特的是，他还是一个最忠诚和最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坚持在所有的队列中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这比那些队伍中的‮兵民‬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彻底。我还记得，当一个无知的新兵叫他“先生”时他的那副带着痛苦的惊讶神情。“什么！先生？是谁叫我先生？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我很怀疑这样做是否能让他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那时，对于那些完全未经军事培训的愣头愣脑的新兵来说，这种做法其实本不起作用。我曾经被告知，外国人无需遵从“指导”（我注意到，这些西班牙人有一种可怜的信条，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比他们知道更多的军事知识），但事实证明，我生来就与其他人一样。我急于学习如何使用机关，这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摸过的武器。令我不安的是，本就没人教我们使用武器。所谓的指导就是在阅兵场上进行最陈旧、最愚蠢的练：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三个人一组正步走，以及所有其他类似的本没有实战价值的联系，这些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这是一种对非正规军进行的形式非常特别的训练。显然，如果你只能用有限的若⼲天时间来训练一名士兵，你就必须教会他最需要的东西，如何隐蔽，如何穿过无遮无拦的地方，如何站岗，如何筑墙——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他手中的武器。但是，这些由热情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甚至连如何用来复击或把手榴弹上的‮险保‬销拉掉都还没有被教会，在不久之后就会被送到前线。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这是因为那里本就没有可供练习的武器。在马统工的‮兵民‬中，来复的短缺十分严重，以至于到达前线的新‮队部‬总是不得不从那些撤离前线的‮队部‬手中接过来复。我确信，在整个列宁军营，除了哨兵使用的之外，本没有来复。

　　又过了几天，尽管无论以任何通常的标准来看，我们仍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我们还是被认为已经适合出现在‮共公‬场合了，清晨，我们在西班牙广场外的那座山上的一些公园行军。不光是骑兵和新成立的‮民人‬军前几个小分队，‮导领‬的‮兵民‬都在这个场训练。在公园北部，你能看到非常奇怪的和令人振奋的场景。大家走过每条巷子和小路，在整齐、均匀的花圃里，一班或一群人呆板地来回行进，着他们的膛，拼命地设法使自己看起来像个士兵。他们全都没有武装，没有人穿着完好的制服，大多数人的制服不是这里就是那里都会露出一些补丁。程序总是非常相似的。有三个小时我们昂首阔步地来回正步走（西班牙的正步非常短也非常快），接着我们立定，解散。‮渴饥‬驱使大家涌向半山的一家杂货店，购买廉价的酒，小店顿时显得生意特别兴隆。每个人对我都很友好。作为一个英国人，我让人感到好奇，马骑兵队的‮员官‬很器重我，常常请我喝上一杯。这时，我则把我们的中尉拽到角落里，叫嚷着要学习如何使用机关。我习惯地从⾐袋里掏出雨果辞典，开始用我那糟糕的西班牙语对他说：

　　“Yo sémane jarfusil。 No sémane jarametr all adora。 Quie roapprenderametralladora。 Cuándova摸sapprenderametralla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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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意是：我不会使用来复，不会使用机关。我想学如何用机关。我们什么时候学习使用机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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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复是不耐烦的微笑，以及保证明天就教机关教程。不用说，明天本不会来。很多天过去了，新兵们的行军和立正已经练得相当漂亮了，但是，如果他们能知道‮弹子‬是从来复的哪一端出来的话，这也就算是他们知道的全部了。一天，有个携带武器的马骑兵溜达到我们这里，我们刚好停下来休息，他让我们都过来瞧瞧他的来复。结果，我们这个小分队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给上‮弹子‬，更别提该如何瞄准了。

　　自始至终，我一直在与西班牙语做经常的斗争。除了我自己，兵营里就只有一个英国人，即使是在军官当中，也没有一个人会说哪怕一个法语单词。我的战友们互相谈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加泰罗尼亚语，但这对我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携带一本小字典，在遭遇窘迫的时候，就嗖地一下从⾐袋里掏出来应急。但是与在其他‮家国‬相比，在西班牙，我很快就不再被看成外国人了。在西班牙朋友是多么容易啊！大概只相处了一两天，就有二十多个‮兵民‬开始用我的教名称呼我，给我帮助，用热情包围了我。我这不是在写一本宣传册，也无意于把马统工的‮兵民‬理想化。整个‮兵民‬系统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人们自己也是一团糟，因为这一次是降格招募，比较好的人选不是已经待在前线阵地，就是已经在战斗中⾝亡。在我们的队伍中，总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这些十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的⽗⺟把他们抚养大了，为的就是一天能领到十个比塞塔（‮兵民‬的工资），同时也是为了面包，因为‮兵民‬会配给较多的面包，他们可以偷偷地拿一些回去给自己的⽗⺟。但是我反对将任何人排斥出去，我虽说自以为自己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也许更应该说的是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因为除了为数不多的阿拉贡人和安达卢西亚人之外，我更多的还是同加泰罗尼亚人混在一起——却没有受到他们宽容的品德的影响，特别是他们的坦率和慷慨。一个西班牙人的慷慨，用最直接的话来说，甚至常常令人感到尴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烟，他会把整包香烟塞给你。在诸如此类的小事情上，包含了一种更深意义上的心灵上的宽厚情怀，这是我在这种处境艰难的环境中不断遇到的。在这次战争期间到访西班牙的一些新闻记者和外国人曾经宣称，西班牙人私下里对外来援助人员怀有一种极其強烈的嫉妒情绪。我对此所能说的是，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情形。我记得，在我离开军营的前些天，有一些人被从前线轮换回来。他们‮奋兴‬地相互谈论自己的经历，在谈到曾在韦斯卡与他们并肩战斗的一些法国志愿军时充満了热情。他们说，法国人很勇敢，接下来又热情洋溢地补充道：“Másvalientesquenosotros（比我们还要勇敢）”当然，对于他们后来谈到的诸如法国人对战争艺术了解得更多——对手榴弹、机关等等更为內行之类的说法，我是不赞成的。但不管怎样，这种评论意义重大。而一个英国人宁可把手剁下来，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每个进⼊兵营的外国人在头几个星期里都在学习如何热爱西班牙人，但往往会被西班牙人特有的格特征所怒。在前线，我个人遇到的烦恼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到了暴怒的程度。西班牙人对于很多事情都很內行，但对作战除外。所有的外国人都会对他们的无视效率感到惊骇。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非常出格地不准时。有一个西班牙单词每个外国人都不能不知道——manana“明天”（字面意思为“早上”）。不管是不是可信，今天的事总是会被推迟到明天办。这是如此地恶名远扬，甚至连西班牙人自己也会拿它来开玩笑。在西班牙，不管什么样的事，从吃饭到战斗，甚至就连约会也是如此。作为一种惯例，无论哪一件事情总是来得太迟，当然，也有仅仅是偶然的——有如你不能指望他们只是碰巧才迟到那样——他们碰巧会来得太早。一列火车理应在八点出站，但实际开出的时间会在九到十点之间。不过，也许在一个星期中会有一次，由于司机一时兴起，火车在七点半就出站了。这样的事情有点让人厌烦。从理论上讲，我宁可尊敬这些西班牙人，他们没有我们这些北方人对于时间的神经衰弱症，可非常不幸的是，我有。

　　在从不间断的谣言、“明天”和拖沓之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要在两个小时之后开赴前线，此时，我们的大部分装备都还尚未配给。在军需官的库房里出现了可怕的动，排在后面的人不得不在没有领到全部装备的情况下离开。兵营里突然到处都是女人，她们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在帮助自己第男人卷起毯子、打理背包。丢面子的是，我竟然也得由一个西班牙女孩——另一个英国‮兵民‬威廉的子，来向我演示如何挂上新发的⽪质‮弹子‬盒。她是一个文雅、黑眼睛、有着浓厚女特征的人。她的终⾝职业似乎应当是摇摇篮，但事实上，她在七月的巷战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此时她怀里正抱着一个小宝宝，宝宝是在战争爆发后十个月出生的，也许是在一道路障后面受孕的。

　　火车应该在八点离开，但是直到八点十分，疲惫不堪、汗流浃背的‮员官‬们还在试图让我们在军营前的广场上集合列队。点燃火炬的场面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喧嚣和动，红旗在火炬的光芒中飘扬，大批列队的‮兵民‬背着背包，他们卷好的毯子露出了磨破的边，喊叫声，⽪靴和锡制酒杯发出的咔哒声，后来发出的‮大巨‬的嘘声成功地带来了安静。接下来，一位政治委员站在一面‮大巨‬的飘扬的红旗下用加泰罗尼亚语对大家进行演说。最后，他们让我们前往车站，行进的是最绕道的路线，长达三到四英里，目的是在全城的人们面前充分地展示一下。到了拉姆拉斯，他们让我们停留了一会，一支借来的乐队演奏了一些⾰命歌曲或其他什么歌曲。再一次，这些耀武扬威的英雄们——叫喊着，洋溢着热情，到处都是红旗或红黑相间的旗帜。友好的人群聚集在道路两旁，为的是看上我们一眼。女人们站在窗口向我们挥手致意。那时候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自然，现在这一切看起来却又是多么遥远和不可思议！火车上十分拥挤，以至于连地板上都几乎没有能让人坐得下来的空间。在最后一刻，威廉的子从站台上冲下来，送给我们一瓶酒，一英尺长的亮红⾊的香肠。香肠吃起来带有肥皂味，让我们都拉了肚子。火车以正常的战时速度（每小时不到二十公里）动着驶出加泰罗尼亚，前往阿拉贡平原。 Wｗw.NｉLxS.C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