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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过客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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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流小说网 > 都市小说 > 北京的过客 作者:潇湘三月山 书号:35290 | 更新时间:2017/7/22 |
| 第八章 | |
［內容提要］“你的⾝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历八月已经过去，九月随着一阵一阵的秋风来到了京北。淡淡的云，红红的霞，⾼⾼的天空。京北的烤鸭有多香，京北的商场有多忙。満街人来人往，热闹异常…这是京北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在这段凉慡的时间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同钟表上紧的发条，昼夜不停地旋转。书桌上摆満了一大堆我已经撰写的文稿，一共10篇，全是散文随笔。也许感觉很有成就感，我的心一直沉醉在一种久违的胜利与自豪里。当然，这有点阿Q精神，慰自。然而，按照？P洛伊德的意思，每个人的內心都有一座幽暗的花园，这花园里惟一一间闪亮着光的木房子，它细小的光亮，照耀不到四周广袤的黑暗。说实在的，我来京北这么长时间了，至今还一事无成。我写那几篇文章又算什么？周围的一切，还不是黑洞洞的？P洛伊德说得多好啊！ 好几天都不见我去公司了，杨小小很纳闷也很惦念。她拨打了钟离东的电话。 “李湘辉呢？” 钟离东开了个玩笑“他呀，回湖南去了。 “是…是吗…”杨小小一颤，差点没握住话筒，眼泪差点滴了出来。 钟离东感受到了她的震动，笑了“逗你的。他什么事都想⼲，什么事都⼲不成，还说当自由撰稿人，搞几天写作。这不，这几天听他说写了10篇随笔。今天准备到一家小报去应聘…晚上，你过来吧。”杨小小既不安又奋兴，眼泪又掉了出来。 的确，对我这样不安分守己的人来说，总是会寻找机会的。⼲推销于我，也的确勉为其难。就是杨小小自己，在这家公司也快坐不住了。她那內向的  格不太适宜这项工作。尽管她兢兢业业，每月也才300元工资，老板这时不段发出要“劝退”她的信息。就在这个时候，家里来了，让她回去。她心里像 ⿇，急了。她很想找个人倾诉倾诉。我的确要去一象报社应聘了。当时我在华堂商厦推销的时候，有人在那儿放报纸，我要了一份。原来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但已有10年创办历史的行业报纸，现在要改版。面对⽇益变化的市场，他们急于招聘一批“有志英才加盟本报。”这不，为了扩大影响，这家报纸在京北各大商场免费发放试刊报样了。 1994年的仲秋京北，街头很是热闹。每天除了堵车堵塞得⽔怈不通和各大商场喋喋不休地打商战外，就是铺天盖地包罗万象的广告和广告方式，报刊、电台、电视台和街头人行天桥、电线杆及共公厕所的墙壁上，各式各样的广告充斥着视野，灌満耳鼓。还有许多公司堂馆、民办学校等，⼲脆就印刷一些报样广告，派人直接在街头发放。有一个月，我接到手上的小广告纸，竟有几本书厚。像这样四开十六版的报纸，也不惜⾎本将报纸送人，为的就是“扩大影响，提⾼知名度” 我看了这家报纸的招聘启事，对他们要“招聘若⼲釆编人员”一项很感趣兴，虽然启事中強调要有大专以上学历和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但我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虽然仅是⾼中毕业，但我毕竟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家。我要用自己的“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证”和带来京北的在国全各地报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去敲开机遇的大门。 那天，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赶，也顾不上去公司  差，当夜赶制了一份简历，并将文章和作协会员证全部复印了。第二天就匆匆赶到朝 区来应聘了。接待我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自我介绍是这家报社的人事部长。 “你的⾝份证，学历证？”待我一坐定，人事部长就问我。她那眼镜片后是一双⽩多黑少的眼睛，令我看着有点心颤。 “我是外地来的…”我似乎答非所问。我知道自己那个⾼中毕业证书是绝对不行的。京北是国全的政治文化中心，⾼学历的人实在冭多，随便在街上问一个人，十有**是大学本科生。这个地方文化密集程度可以说是国全之冠，在全世界也久负盛名。相形之下，我算什么东西。 人事部长不耐烦了：“件证，拿出你的件证来！”我急忙从包里拿出一沓复印件的作品和省作协会员证。“您看，这些东西可以吗？”人事部长眼珠子可怕的一翻，说：“我现在可没功夫看这些！我要看的是⾝份证、毕业证和在京务工证！如果没有的话，等有了再来吧！”说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挥，叫下一位进来。 我还没有机会拿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协会员证展示自己的才华，就灰溜溜地被轰了出来。我的计划全流产了。 我很失望地走出报社。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一刻我的信心全都丧失了。“学历，学历！户口，户口！”我愤恨地自言自语。走到宣武门，看见华新社那⾼耸的灰玻璃大厦，我忽然有一种要想爬到那20多层楼顶再跳下来的冲动。我不承认自己的智商和工作能力比一些大生学差，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到那灰⾊大厦里去工作，只是我的运气太差。我少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多少年来，积淀的苦楚，使我有一种  大哭一场的感觉。在这里，没有人会轻易承认我。他们不理解我。他们耝暴地拒绝了我。人事部长那双可怕的眼睛，在我的心里又闪了一下，令我打了寒颤。杨小小的笑脸就在这个时候浮现出来。我纪起了那天我和杨小小在街上见着的一幕。 那天和杨小小信步走在大街上，我们看见新建大厦顶着巨幅的广告⾼耸⼊云，街上并行着轿车、摩托车、共公巴士，喧闹声依然嘈杂异常。这时，一个傻乎乎的女人从街口窜出来跑着、跳着、大笑着，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地往前面狂奔，有人驻⾜回眸，有人视而不见。杨小小说：“你看见那个女人了吧，就站在我们面前，前不久疯的，真可怜。”杨小小叹息着。 “澳，难怪好些面  ，好像 年轻。”我惊愕地说。隔一会儿，我好奇地问：“她是什么疯的，上次我看见时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子就疯了呢。”“听说她那男人喜  ‘修长城’，欠了一庇股债，后来又 她去做‘ ’，她不肯，男人就打，女人提出离婚，男的不肯，便把她锁在屋里，这样的磨折不疯也会气死。”杨小小幽默地说。我想到这里，喃喃地说：“我怕也要变成疯子啊！”便去拨杨小小的电话，却没有人接。才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 东方一笛一开始就不赞同我把趣兴转移到“新闻”上来的。他说：“新闻很无聊。你一旦塾悉这一行业，就会发现真的好无聊，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一是同一题材抄来抄去，二是同行之间又那么犯忌…我厌烦死了。真的，还不如闭门做学问，写小说当作家，或者出国混几年。” 东方一笛讲到这里，又望了我一下，说：“你倒可以去京北的胡同旯旮里转转，那些狭长 暗的小巷子里倒还是有些实真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素材，然后在文化圈子里结识几个人，有人提携你的时候，你就有希望了。”后一句，东方一笛強调的是我这样的人成材的“关键”是鼓励我去钻研人际关系学了。当然他说的有他的道理。可我却不以为然，这当然我也能从中感到他有点看不起我的意思。到京北以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东方一笛这些年变了许多，有一种玩世不恭、傲视一切的神态。这次庆国45周年庆典活动之后，他更把现在的国中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一味的歌舞升平盛世，国中人的忧患意识那儿去了？他似乎一副优国忧民的味道，对现实充満着悲观。他认为，在国中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理想栖⾝之地。现在他在补课，在“充电”准备考托福，然后去国美或者欧洲箅了。然而，油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就不好说什么了。对于我，当前最要紧的是尽快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尔后才有可能大张旗鼓地去做“自由撰稿人”服征 京北。但总的说来，此时的我已经喜 上京北了。只有钟离东对东方一笛的话漠然视之，从不评论。有几次，我要他发表“⾼论”他总是漠然一句：“我是小人物，只做小事情。所以说的话也是小人物的话。”东方一笛也知道钟离东不喜 他的“论调”便在这个时候把头扭过去，不看我们。我实在是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了。自已带来的钱以及那300多元的薪⽔已经花完了，现在是钟离东用他那并不⾼的工资来支付两人的伙食费、房租和零用钱。这样一来，这间可怜的小屋⾝价已经涨到了每月280元，差不多是我在老家上班时的月工资了。今天钟离东领了工资，便立即菗出三张“老人头”扔给我，这是给我的“零花钱” 我默然地收起了钱。没有说“谢谢”说也是废话。我和钟离东之间，不是一句“谢谢”能够可以表达的。这个二十世纪末的国中，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之间，能够达到我与钟离东这样默契、这样真诚、这样纯洁的话，实在是凤⽑麟角了。在这物 横琉的时代，金钱与呑噬了人间许多人的善良与真诚。在城信与友谊纯度大减的今天，尚存的只有我与钟离东了。东方一笛做不到这一点。“人生难得一知己，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感叹道。但我明⽩，虽然我没有一些负债感，但却又因此多了一份责任，一份不辜负朋友的责任。我如果不努力尽快改变现状，只会给钟离东带来更多的⿇烦，甚至因此拖垮他。对于花钱，我开始不像刚来时那样毫无节制，而是变得谨慎了，甚至准备戒烟了。 我又想起了自己借给杜鹃红的那三万元钱，想起了她的来信。杜鹃红呀杜鹃红，我在京北放不下的仍是这个名字。当初唐姨知道我给杜鹃红借款并决定自己承担那份⾼额利息时，恨得直磨牙：“你这个傻瓜，我要是你的亲姨，非甩你几个耳光不可！” 是的，唐姨不是我的亲姨，但在我心里她比亲姨还亲。话又说回来，唐姨是我在一次舞会上结识的。后来接触多了，便亲密起来，可以说唐姨待我胜似亲侄。我们的 情，早已胜过了那份⾎缘关系。就是我李湘辉与情人的销梦，也能说给唐姨听。在我心里，我感觉她比自己的⺟亲还好。虽然，我不是说我⺟亲不好。在我心里，⺟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农家妇女。她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既要孝敬七十⾼铃的公婆（也就是我爷爷  ），还要照顾我和姐姐、弟弟三个儿女，可谓重担在肩。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吃粮还得靠挣工分换取。重活生产队不派我⺟亲去，⼲轻活时间长，挣的工分却少。我⽗亲当时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天忙碌于生产队的事，常常是早出晚归，家里的一大堆子事只能由⺟亲独自一人承担了。⺟亲为了全家能填  肚子，一有空就到家里的自留地里锄草、上猪粪。她琢磨着种些既长“头发”又生“蛋”的菜来帮助家里人充饥，如红薯、南瓜等。嫰绿的红薯殃、南瓜藤用来当菜吃；成的红薯、南瓜掺面蒸当饭吃…有时为了给我们调口味，就把红署切成丁和米同时倒进沸⽔锅里煮成红薯粥，或把南瓜蒸后和些面做些南瓜蒸菜。我⺟亲有个习惯，即饭菜做好以后，总要张罗一声：“你们先吃饭。”我们便吃饭，我这时便颤颤颠颠地走过来对我⺟亲说：“你快去吃饭，我来喂猪。”我⺟亲这时才去吃那剩下不多的饭菜。⺟亲把红署和南瓜视为家人的“救命菜”记得有一次，调⽪的我到自留地里转悠，看见南瓜藤爬在红薯殃上，担心不利于红署生长，便四回家拿来镰刀，一袋烟工夫就结束了挂満灯泡时的南瓜秧的命。一向外弱內強的⺟亲，看见南瓜被砍得一片狼籍，心如刀剜，脸上的平和顿时全消，眼泪潸然而下，埂咽着：“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菜’啊！”当我听了⺟亲这句发自肺腑的伤心话时，十分懊丧。 ⺟亲⾜是个持家能手。她精打细算，靠卖 蛋供我们姐弟三人读书，靠积攒分分角角的钱换取油盐。⺟亲一生多磨难，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抚养成*人。如今，⺟寄已近花甲。每当想到那満脸皱纹的⺟亲，心中总是不能平静。⺟亲啊，在你⾝上至今仍延续着国中的美德：尊老爱幼。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亲非常坚強。因为坚強，⺟亲承受着生活的艰辛；因为坚強，⺟亲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关爱有加，让我们苦中有乐。在我头脑里，一会儿是唐姨，一会儿是⺟亲，就像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叠映着…我们无法说请对我来说她们谁对我来说占的份量大还是小，因为她们都是我最尊敬的人。我过去一向认为，我与杜鹃红的恩怨，不能都怪唐姨这个“介绍人”可以看得出，唐姨总觉得对不起我。 我向唐姨解释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把金钱看得那么重，成为金钱的奴隶。如果这样的话，生活就缺少了自然的乐趣。面对我的固执，唐姨也只好默认，不提了。 可如今，我受到了钱的  惑。真的，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如果有钱，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一所大学续读书，或者自己专心致志去搞自已的文学…但是，现在钱给我直接的概念是：为了生存！我现在是为自己谋生存而望渴钱了。我望渴找到一份工作。看到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是那样轻松，那样自在，我甚至怀疑自己这样活着值不值得。有时我也想像海子那样结束自己，这样的话我也许会一举成名。但我反而又想，这样成名又有什么意义呢？自己死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李湘辉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啊！ 我又想，人与人其实一生下来就不平等。你看，在钟离东他们公司，有一个京北人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就因为⽗亲是⾼⼲，公司里接纳了他，让他专门守传达室，每月工资却2500多元，比钟离东这个正牌大学本科生毕业的还要⾼。我当初也憎恨这种现象，憎恨社会上许多不平的现象，总认为这是**。但憎恨也好，你说**也好又如何？并不因为有人憎恨，这些**现象就减少了，结果是反而增多了。这样一想，反倒理解东方一笛的情绪和牢  了。是啊，在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我想，大家本来都是一样⾚条条的来到这个世界，只存在 别的差别而已。可是，因为出生地和家庭背景的不同，在以后的人生舞台上，角⾊的扮演就大有区咧了。一个农民弟子，拚命地读书就是想考出去，想把户口搬到城市；可城市的娃娃呢，一生下来就是“城市户口”奋斗的历程与艰辛因此却大大减少。临到大学毕业，择业时又因社会人际关系的不同，同样的优秀人才却又有不同的遭遇…城然，我还是赞同靠后天努力，靠自己奋斗而改变这才是公平的。于是我自已，也正开始这样的奋斗，这样的历程。 我无精打采地在京北的长安街上溜达，満脑子胡思 想。不知不觉，来到了**广场。广场上人头攒动。天空中那几只游弋的风筝，似乎想要飘得更⾼更远，却因为⾝下有 线牵扯着，它的命运只能在原来的位置上飘动了。可恶！风筝的命运一旦掌握在人的手里，纵有更大的本领和抱负，也只能徒劳地挣扎。此时，我想起那家报社的那个人事部长，想起了那些只凭凭文和户口上的人，我是不是风筝？他们把握我的命运吗？我自己问自己。 我一直围着**广场走，就那么走。究竟走了多少遍，自己也记不清了。后来，我又走到**城搂**像前。我站在**像前停顿了许久。随后，我随着缓缓的人群登上了**城楼。城楼上，我站在**当年宣告“国中 民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地方浮想联篇，**、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打下的江山如今是什么样子呢？说真的，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总的来说，国中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导领集体的带领下，老百姓的⽇子一天天好起来，国中正在走向富強，国中的际国地位⽇益提⾼。于是，我又豁然开朗了，便在城楼上特地购买了一个“**参观纪念”证书。上面是这样写的： 李湘辉于1994年某月某⽇某时登上**城楼。 特发此证 京北市民人 府政**地区管理委员会 从城楼上下来，我庄重地在**前留了个影。这时，两个外国人拦住了我，请我帮助他们照相。我接过他们的照相机，在镜中窥视他们的时候，我突然闪过一个无聊的想法，于是把镜头往底下移动了一下，只对住他们的四只脚，按下快门。两个老外连用了两句生硬的中文“谢谢！谢谢！”后就离开了。我感到好笑，也好后悔。天知道底片冲洗出来后，他们会怎样大骂国中人的可恶，可恶之极！作弄了无辜的老外，我仿佛舒畅了一点。这才到故宮门前，在一家公用电话亭再次拨打了杨小小的电话。 ［第八章完］ ｗＷｗ.ｎＩｌXＳ.Ｃ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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